文|孙玉良
2026年11月13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杨金瑞指出:中国严禁任何形式的代孕活动。组织代孕不仅违背伦理道德,更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面临法律严惩。但我发现,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几乎找不到一个精准匹配的罪名来“严惩”组织代孕行为,刑法中压根没有一个叫做“组织代孕”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只能靠相关罪名对违法者予以惩诫。建议全国人大应研讨在刑法中增设“组织代孕罪”,让组织商业代孕的行为本身成为独立的犯罪,而不是继续靠非法经营罪、非法行医罪等“借来的罪名”勉强拼凑。
中国禁止代孕的规范并非不存在,但它的效力层级和覆盖范围存在一个结构性的断裂。直接的禁令来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这个“管理办法”约束的只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对组织代孕的中间环节和其他参与者几乎没有触及。该办法虽然写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并没有专门对应的罪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长期近乎空转。目前的司法实践是“碎片化规制”:组织者可能落入非法经营罪,取卵移植的操作者可能落入非法行医罪,涉及人身控制或出卖儿童的则可能触及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儿童罪。
这套拼盘在打击境内地下代孕链条时并非全无效果,但它有两个根本缺陷。第一,它惩罚的是代孕链条中的“衍生行为”,而不是“组织代孕”本身。 一个代孕中介如果只是撮合委托方与代孕母、安排跨境行程和资金结算,既没有直接从事医疗操作,也没有实施拘禁或出卖,非法经营罪和非法行医罪的构成要件就很难被稳定地满足。有学者指出,现行刑法“难以通过组织卖淫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非法经营罪、非法行医罪等罪名对商业代孕进行规制”。罪名援引的碎片化,本质上是因为组织代孕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生殖秩序、代孕母的人格尊严与身体自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非商业化原则”无法被现有任何一个罪名的保护范围完整覆盖。第二,它把“委托方”留在了刑法的射程之外。非法经营罪打击的是经营行为,非法行医罪打击的是医疗行为,单纯出资委托代孕的人通常不直接构成这些罪名。如果刑法始终只惩罚“卖服务的人”而不触及“买服务的人”所依托的组织行为,那么最有权势的委托者就永远处在责任链条的末端。
增设“组织代孕罪”的立法建议,并非我的一人之见,而是近年来刑法学界逐渐形成的一个交叉共识:应将组织代孕行为入罪,增设“非法组织代孕罪”,可归入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并配置与该节相协调的法定刑。组织代孕的核心危害,不在于某一个环节的技术操作,而在于“组织”本身。 组织者支配着代孕的全流程,把代孕母的身体、委托方的金钱和孩子的出生编织成一条可复制的商业链条。这种支配关系,是刑法最应该介入的地方。如果立法本身未把“组织代孕”设立为一个独立的犯罪类型,很可能出现许多在法条上的“漏网之鱼”。
增设“组织代孕罪”必须避免一个误区:把委托代孕的普通不孕不育夫妇和批量组织商业代孕的链条操控者放进同一个构成要件里。合理的罪名设计应当以“组织”和“商业性”为核心限定。组织行为包括策划、招募、中介、安排跨境行程、管理资金与人员等;商业性则排除纯粹利他的亲属间辅助生育情形。法定刑的配置应与“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相协调,同时将“多次组织”“组织跨境商业代孕”“造成代孕母严重健康损害或子女权益严重受损”等情形作为加重情节。
我的看法,在立法之外,还需要一套能追上“组织者”的配套机制。其一,亲权与抚养责任的认定不能被“捐精者”身份轻易切断,民事上的亲子关系认定和抚养义务仍需要独立的司法判断。如果组织者可以通过法律身份的设计把责任推给代孕母和子女,刑事定罪的社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二,行政监管与刑事追诉之间需要真正的衔接。 现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层级过低、处罚过轻,是组织代孕长期处于“行政管不住、刑事接不上”状态的制度根源。在刑法增设罪名之前或同时,应当提升代孕规制的法律位阶,明确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外汇管理等部门在跨境生殖资金流动和中介活动中的监管职责,让刑事追诉不至于成为唯一的治理手段。
当一个社会的刑法对“组织他人身体去生产婴儿”这件事没有专门的说法时,最有钱的组织者就总是能找到最安全的站位。大富豪徐波不是就通过“捐精”在海外代孕生了一百多个孩子吗?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目前来看他是“无罪”的,但在舆论场已掀起轩然大波。我认为:“组织代孕”本身应不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立法机构现在就可以回答、也应当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