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5分左右,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内,一行人正准备登车北上。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走在送行队伍中,刚到检票处,突然遭到枪击。子弹从他的右侧腰腹部射入,伤势十分严重。
两天后的凌晨,他死在了铁路医院的病床上,年仅31岁。
这个人叫宋教仁,死的时候,他领着的国民党刚刚在全国大选里赢下国会多数,他本人眼看就要当上内阁总理。
说起国民党,大多数人马上想到的是孙中山。这当然没错,孙中山几十年奔走革命,兴中会、同盟会一路拉起来的队伍,是国民党的老底子,成立大会上大家推他当理事长,也是众望所归。
可要说1912年那个国民党是怎么一块一块拼起来的,章程怎么定,选举怎么打,跑前跑后、拍板做事的,主要是宋教仁。网上说缔造国民党的从来轮不到孙中山,话说得太满;把宋教仁这个人重新拎出来看看,倒很有必要。
宋教仁是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桃源这个地名听着像世外仙境,他家里却穷得叮当响,父亲早早去世,母亲咬牙供他念书。
少年时他在当地书院读经史,也读当时刚流行起来的新学书籍,脑子里装的东西比同龄人杂得多。二十岁上下,他去了武昌读书,在那里碰上了黄兴。
这两个湖南人脾气相投,从此成了搭档,一个管打仗,一个管出主意,这种配合一直持续到宋教仁遇害。
1904年,黄兴、宋教仁在长沙拉起了华兴会,打算趁慈禧过生日的时候在长沙起事。结果风声走漏,官府四处抓人,宋教仁仓皇逃命,后来跑到了日本。
别人流亡是避风头,他在东京却像进了图书馆就不想出来,先后在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听课,翻译各国宪法、官制、财政方面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啃。
革命党人里会打仗、敢拼命的不少,像他这样琢磨皇帝倒台以后国家该怎么搭架子的,没有几个。
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把几股革命力量合到一起,成立了同盟会,宋教仁是里面的骨干。他办刊物、写文章,笔头子又快又硬,在留学生里很有名气。
那时候讨论时局,大家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往往能把道理掰扯得最透。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攒下了后来制宪、建党用得上的那一肚子学问。
在日本那几年,他干了一件很少有人提起的大事。当时日本人看中了图们江北边的延边地区,硬说那里叫间岛,归属没定,想找借口把这块地划出去。
宋教仁听说后,花了大量时间去翻中国、朝鲜、日本三方的老档案和旧地图,写出了一部《间岛问题》,用历史和国际法把这块地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1909年9月4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承认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间岛问题由此得到阶段性解决。宋教仁此前撰写的《间岛问题》,正是当时中国方面论证领土主张的重要文献之一。
1911年10月武昌枪声一响,宋教仁马上赶到武汉。他没有去前线,而在后方埋头写了一部《鄂州约法》,把人民有哪些权利、权力怎么分开,一条条写进去。
这部约法在辛亥年间的各地文件里分量很重,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搭制度架子,不少思路都能在里面找到影子。民国成立后,他当了法制局局长,管的就是起草法规这一摊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跟孙中山的分歧摆上了桌面。
孙中山觉得革命刚成功,局面乱,总统手里得有实权;宋教仁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权力要放在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手里,总统要是不行,换内阁就是了,不至于把整个国家搭进去。
后来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临时约法改成了内阁制的路子,用意很明显,就是想拿国会和内阁给袁世凯套上笼头。
辛亥革命一成功,同盟会反倒松了劲。有人觉得大功告成,可以回家了;孙中山把精力转到了修铁路上;黄兴也有了退下来的意思。
宋教仁急得不行,在他眼里,推倒清朝只是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还一砖没砌。
1912年7月,他接手同盟会的日常事务,随后连着两个月到处谈判,把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这几家拉到一张桌子上,跟同盟会合成一家。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开了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很快又把代理理事长的担子交给了宋教仁,党里的日常大事,基本由他说了算。
他给国民党定的方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从地下组织转成公开竞选的政党。不搞暗杀,不靠起义,靠拉选票上台,上台以后用宪法和法律管住政府。
这种想法放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相当超前。为了这个,他亲自下场跑选举,从湖南、湖北一路讲到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台下的老百姓听他讲选票能把干得不好的官换下来,政府花钱得国会点头,很多人还是头回听说这样的道理。
首届国会选举结束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取得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虽然没有单独达到半数,但与其他单个政党相比,优势相当明显。
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后,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领袖身份组织责任内阁。他当时被广泛视为国务总理的热门人选。如果这一计划顺利实现,袁世凯的行政权力将受到更强的议会约束。
这下袁世凯坐不住了。按约法,总统发命令得有内阁成员副署,国会还能弹劾内阁成员。
宋教仁一组阁,袁世凯想干什么都得先过内阁和国会这两关。据记载,袁世凯先想拉拢他,许官位,送钱,都碰了钉子。
宋教仁越是按规矩办事,袁世凯越是没办法,规矩本身就成了绑住袁世凯手脚的绳子。
1913年3月,宋教仁动身北上。朋友们劝他小心,他不以为然,觉得光明正大的政治竞争,对手总不至于下黑手。
3月20日晚上,就在沪宁车站,枪声响了。送到医院开刀,肠子被打穿了好几处,人没救回来。
临死前,他还让人代笔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请袁世凯开诚布公,保障民权,让国家早日定下一部稳固的宪法。直到咽气,他想的还是规矩。
案件发生后,租界警方从应夔丞处获得了大量函电材料,洪述祖、赵秉钧等人的名字相继进入公众视野。由于这些材料涉及北京政府高层,宋案迅速从一起刑事案件演变成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但一百多年过去,案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学术争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小明就曾通过重新梳理原始档案,对袁世凯是否直接主谋、赵秉钧是否参与刺杀提出不同解释。
这些年,北京大学的尚小明教授等学者重新翻查了大量档案,对洪述祖、应夔丞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袁世凯有没有直接下令,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细节上的争论还没完,可北京政府方面跟这桩命案脱不了干系,这一点史学界基本没有分歧。
宋教仁一死,局面急转直下。孙中山主张马上出兵讨袁,黄兴等人起初还想走法律的路子。
拖到1913年7月,二次革命打响,没几个月就败了。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收走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转过年的1月,国会也被解散了。
宋教仁想用选票和国会给权力套上的那根缰绳,被彻底扯断,中国很快滑进了军阀混战的泥潭。
回过头来看,宋教仁和孙中山并非对手。两人在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该动枪还是走法律的问题上争得很厉害,可目标都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孙中山点燃了火种,攒下了队伍和名望;宋教仁把这支队伍改造成了能参加选举的政党。拿一个人去贬低另一个人,对谁都不公平。
宋教仁的悲剧,在于他把规则看得太重,又把对手想得太好。那时候的中国,地方上有兵的说了算,国会和约法背后没有真正撑腰的力量。
选票再多,挡不住一颗子弹。他死后,上海各界为他办了隆重的葬礼,墓就在今天静安区的闸北公园里,墓前一尊坐像,像是还在琢磨那部没写完的宪法。
一百多年过去,我们再回头翻这段历史,能看到的是一个书生用最温和的办法去改造国家,也能看到那个年代留给温和办法的空间有多小。光靠搬来一套制度,没有扎实的社会基础,没有能管住枪杆子的力量,制度写得再漂亮也站不住。
宋教仁的血,让后来的人把这个道理看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