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看到有关教师减负的通知时，中部地区某乡镇小学语文老师陈琦一开始很高兴，但很快冷静下来，因为“不知最终能落实多少”。

陈琦看到的通知是教育部于2025年11月10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该通知从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管理等八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旨在系统性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

实际上，为了给教师减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19年就已印发相关文件。随后，各省陆续出台了教师减负清单。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萑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教师负担问题。在他看来，与此前几次出台的政策规定相比，此次新的最大亮点不在于新增了哪些具体措施，而在于转向了以制度为对象的体系化重构。

“教师减负面临的挑战，除了与教育无关的系统外事务进校园，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副教授董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回应层出不穷的教育改革要求已经是世界范围内教师面临的重要压力源之一，中国当前又处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扩优提质的关键阶段，这些都不免会转化为教师的工作任务。当不同条线的职能部门都被动员起来的时候，常态性的问责压力短期就难以减弱。

减负清单与进校园事项白名单

工作十年多的陈琦曾被不少社会性事务困扰。

令她印象最深的便是前几年统计当地农村合作医疗的缴费情况，并督促家长缴费。这项工作持续近两个月，老师和家长都不胜其烦，有家长质问老师，“现在学校还管这个了吗？”老师们怨声载道，却无可奈何。

她还曾和同事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带领学生打扫街道、从事禁止焚烧秸秆的宣传工作等等。

赵悦是中部地区某省会城市一所公办小学的老师，目前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三年前，她刚入职时，同事告诉她，早些年，他们还要在大夏天穿着马甲去巡河，看到逗留学生要立马劝离。

但赵悦工作以来就几乎没再有过类似的烦恼。

近两年，陈琦也明显感受到社会性事务有所减少，剩下的更多是防溺水、禁毒宣传、疾病防治等与孩子息息相关的事宜，这在她看来属于合理范围内的工作。

在宋萑的观察里，自2019年推进教师减负工作以来，一些最显眼、最容易引起舆论反弹的社会事务在明显收缩。他们在访谈中也反复听老师提及，过去那种被临时抽去站岗，出人手参加庆典、招商、拆迁等工作的情况明显减少。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龙宝新等人在2021年针对27个省份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的系统分析显示，社会事务进校园和督查检查评比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种类型，而在负担来源的主体统计上，政府部门所占比例高达73%。

对此，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景迅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源于中小学在行政架构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不少政府部门选择向学校发文要求配合开展工作，因老师较为容易接触到家长和学生，这也被很多部门视为开展工作的优势。

“各省出台减负清单后发现落实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社会事务进校园还比较多，有的还变换名目，因此各省又陆续出台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进一步明确进校园的具体事项。”就职于西部某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的林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2025年在江西某县调研时，县教育局的领导就告诉她白名单制度很有效。如今社会事务进校园需在年初报备，经当地教育局审核，因此，白名单之外的事项自然无法通过审核。

以云南省公布的数据为例，该省教育厅在2024年面向45个省级单位征集进中小学校园事项，共收到22个省级部门申报的实施事项115项，通过全面清理，合并为8项。

“下一个检查又来了”

虽然社会性事务有所减少，但老师们并未因此彻底松口气。

作为班主任，陈琦每天在教学之外还要处理学生的各类突发状况，因此很多资料无法及时整理成册。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每次检查前夕，她只能暂停手头各项工作，专心整理所需的资料。

检查门类很细，涵盖教研教务、学籍、体育德育美育课程开展情况、学生安全、党建等各方面。以开学之初的检查为例，就涉及书本发放、课表分工、课表上墙、开学典礼、老师的备课情况等等，所有内容都要雁过留痕，事事有记录、项项有材料，还需整理成册。

除了常规检查，偶尔还有突击检查。比如，最近教辅资料查得严，虽然目前开展的只是抽查，但每所学校都要准备好材料，他们也不例外。

当检查真正来临时，陈琦还要额外负责接待和资料讲解工作，如果与课程时间出现冲突，老师还需自行调课。

这些大大小小的检查时常令她喘不过气，“刚检查完想松一口气，下一个检查又来了”。

赵悦对此也深有同感。在她看来，一旦有检查，老师们就需要鞍前马后开始准备，甚至为此耽误教学时间。

11月初，因接到检查学生作业的通知，赵悦所在的学校每位老师都在“抢”孩子。目的是补作业和完成订正，尤其是平常有遗漏的。学生补完后老师再次批改，并标注日期和登记，“足足有小半个月，老师们都在混战中抢孩子”。

在此过程中，正常的课程进度无疑会被耽误。临近期中，本该完成一半的教学任务，但总共八个单元，赵悦还未完成第四单元的习作教学。

因此，在赵悦看来，“检查少一点，领导少来几次，就少几次这样的折腾，否则每次都要蜕几层皮，为他们的到来做各种各样形式主义的准备”。

钟景迅认为，教育督导评估或督学是一种有效管理学校的方式，但现在基层老师感受到督导和检查太多，是因为很多检查内容较为机械，比如需要准备佐证材料，写汇报，很多都是形式主义的要求。

而且，他还说，现在很多检查由上而下，从省、市、区县到学校，检查要求可能层层加码，要求越来越多，导致很多工作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出现，那老师的整体工作任务也就越来越重。

在宋萑看来，在教师减负过程中，真正“不好减”的正是与督查评比考核紧密绑定的内容。如今的检查更精细、更频繁和数字化：从线下迎检、跑会场，转向通过各类线上工作群、App、小程序完成截图上传、视频打卡、数据填报……这些事务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报表填报和“留痕”管理，让老师多了很多隐性负担。

“课时少了，但考的内容还这么难”

“为什么虽然一直在提给老师减负，但他们依然感觉负担很重，甚至越减越重？”林熙分析，虽然这些年教师的非教育教学负担有所减少，但教育教学的负担却在加重。

对此宋萑解释，在“双减”、新课标、大单元教学、课后服务常态化等一系列改革叠加的背景下，教师必须投入更多时间参加培训、重新设计作业与教学方案、准备跨学科活动，同时还要花更多时间备课、研题、调整难度和节奏，此外还要承担更多课堂之外的学生管理和课后托管。在“减量”和“提质”的双重要求下，学科教师更容易感到时间不够用。

董辉在调研中还了解到，“双减”实施后，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教师使用教辅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合规也成为不少地方定期检查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业管控力度的加大，另一方面是教学质量和考试升学的内卷化，导致一线的学校教师不得不在练习辅导材料的校本化上花更多工夫，他们常规工作负荷的强度、精度和密度也就因为多重政策的交织并行而不断加大。

陈琦对此深有体会。由于“双减”后对于教辅资料有限制，那课后巩固习题只能由老师想办法搜集整理，再打印发给学生，以此规避教辅检查。

教学内容与考试要求的脱节也让赵悦和同事压力倍增。

如今课时量减少，赵悦总感觉课上不完，没时间带学生做更多练习，但考试内容变化多样，有不少孩子甚至感觉很难读懂题干。“课时少了，但考的内容还这么难，那老师就有更大压力”。

她以所带的三年级为例，课标要求的其实相对浅显，但考试时，一些题目的指向性比较模糊，不少孩子都很难理解题目所表达的意思。即使是基础题目，也会设置各种各样的语言陷阱。最明显的是，刚上三年级的孩子还未经过写作训练，但每一次考试的习作都要求写300字以上的文章。

“考试不像过去那样强调应试，而是情景化命题，题目也越来越灵活，对孩子的要求更高了。”赵悦说，这也无形中增加了老师的压力。虽说不看孩子的成绩，但成绩其实等同于校长的业绩，也会直接影响学校未来的生源。

由于留给语文教学的时间所剩无几，赵悦不得不占用其他副科的时间。此外，身兼数职也是常态。由于编制紧张，师资不足，许多老师不得不跨学科、跨年级授课。除了教语文，赵悦还需要带劳动、美术、综合实践等课程。“现在老师人手不够，只能一人多用”。

如何落地？

对于陈琦“能落实多少”的疑问，宋萑认为，要把“为教师减负”嵌进各级政府的整体考核逻辑，而不是只停在教育系统内部。“很多负担并不是教育系统单独制造的，而是多个条线叠加的结果。”

“过去的教师减负主要对准显性的痛点，如督查太多、事务太杂，因此政策回应往往是‘清理’‘规范’‘叫停’等事后矫正。”宋萑说，此次的八条并非对症逐项开方，而是从更上游的治理逻辑切入，将任务如何被生成、进入、流转、监管这一整套流程重新制度化，使教师减负首次具备了能够长期运转的制度基础。

林熙他们目前正针对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调研，以便结合国家文件来解决问题。他发现，除了社会事务进校园、督评考核和教师借调问题外，此次还强调建立减负的监测机制。因此，他们也在考虑是否要在部分区县选择一些学校作为监测点，让他们能够直达省厅，以真正把减负措施落到实处。

“教师减负工作并非一蹴而就，不是发份文件，老师的负担就轻了。”林熙表示，在减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提质，引导教学理念的变化。

在高考这根指挥棒的作用下，升学压力所带来的竞争性文化，也使得整个教育系统免不了要对老师进行各种考核。

一位学者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现在高考成绩不能对外宣传，但本科上线率多少、985率是多少，清北又是多少，大家都心知肚明，还要写进县教育发展的工作报告，如果今年比上一年差，那县教育局局长就需要向县委书记说明情况。

因此，他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生态，教师的负担才会随之自然减轻。

但林熙看得更加清醒：在“教育强国”的目标之下，未来对教师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老师的教育教学负担也会更重。作为教育行政部门，他们能做的，只有大力减轻老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通过提高待遇、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地位等措施，为老师营造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

（应受访者要求，陈琦、赵悦和林熙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