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当初以异族入主中原，所凭借的不过是，区区百万人口，十几万铁骑。

他们面前的大明，不仅有得几乎望不到边的广袤的土地、拥有他们百倍的人口，还有先进得多的文化。

刚开始，他们是有些自卑的。

剃发令的实施，就明显显示出对高等文化的妒忌心理，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不自信。

他们还特别忌讳这个“抢”字。进关初期，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明朝督师史可法说，我们的天下得自李自成，并不是从明朝手里抢过来的。

别人家的东西掉地上了，我弯腰捡起来，和跑到人家屋里去明抢，是有很大区别的。

作为一个以低等文明征服高等文明的部族，他们把“文明”看得特别重，也比较注意“吃相”。

不过意外夺得锦绣江山而带来的惊喜和忐忑，还有那骨子里的不自信，是遮也遮不住的。

所以不要说汉、唐的气象，就是比起宋、明来，满清在所谓格局宏大的表面下，难免带有一股促狭气。

过去做贼，有很多规矩，其中排在首位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计划好退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读金庸的小说，有段写到顺治皇帝躲在寺庙里做和尚，对前去探望他的康熙说，若是能造福天下苍生，最好；若是天下百姓都让咱们走，咱们就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

当时年轻，读到这儿挺感动。

后来想想，不对啊，是我们请你们来“造福我们”的吗？

由于做贼心虚，满清把退路看得极重，他的退路自然是在东北，于是就将东三省划为禁地，不许中原人出关。

直到光绪末年，才允许河北、山东人民出关开垦，形成一时的“闯关东”热潮。

意外抢来的东西，最怕失去。

这种害怕失去的惶惶不安的情绪，贯穿有清一代始终。

出于这种私心，清朝对制度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

在传统政治里，皇帝的家与国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的“宫中府中”就体现了这个区别，“宫”指的是皇帝的家，“府”则是政府、国家。

皇帝作为国家的象征，是代“天”行使权力的，是天意。在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里，“有道”就是天意，无道昏君，人人可以得而诛之。所以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据说明代开天辟地的老朱，就把孟子这一段删掉了（他的后世子孙又恢复原样），也是做贼心虚。

所以说，历代皇帝没有一个敢于公开说“朕即天下”的。

清代的皇帝也不敢说，但敢做。

清朝与以往各代（除了元等少数几个异族政权）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一个部族政权，也就是满洲人那一小撮人的政权，代表的也是那一小撮人的利益。

代表小团体利益的政权，肯定是有私心的，私心肯定会败坏制度，因为出于公心的才能称之为制度，出于私意的只能称其为权术。

所以钱穆说清代只见法术，不见制度。

事实上也是，清代将“儒为表法为里”玩到了极致，可以说得儒家之皮毛，而尽得法家之糟粕。

废宰相虽说始自明朝的朱元璋，但不能说明代无宰相。

除了开国之君朱皇帝拥有明显的患得患失的暴发户心态以外，大部分皇帝面对权力时的表现，体现了少有的“格调”和“流品”。有一个甚至几十年不上朝，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明朝大部分时间里，是内阁首辅与内监共治天下。

撇开其它方面的得失，只就对皇权所表现出的雍容和自信而言，明朝与大清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做为一个读书人，如果你能穿越回到三百多年前，会发现每个县学府学的明伦堂里，都立有一块“卧碑”，上面写着三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这块碑是顺治五年（1648）立的，有名的才子金圣叹，就是因为领着一帮秀才，跑到明伦堂的孔子灵位前，哭诉地方官贪污腐化，触犯了联结言事的禁令而被杀的。

朝廷的真实目的，则是借此震慑一向爱“乱说乱动”的江南士人。

如果说以往历朝是让你说什么或是多说少说的问题，到了清代，立即就就成了有无的问题。

这种不让人说话的“制度”，可以说为清朝所独有，并且发展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朝以前的历代，基本是鼓励大家公开发言的，明朝的皇帝，还鼓励平民直接向他说话。

到了清朝，不要说是平民百姓，就是官员，与皇帝说话，也有种种限制。

比如说地方官中，除了满族的驻防将军、都统，能直接和皇帝说话（专折言事）的，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藩台）和按察使（臬台），其他的道府州县，想和皇帝说话，只能通过有专折上奏之权的上司。京官当中，只有四品以上才能直接给皇帝上奏折（御史除外）。

自雍正朝有了军机处以后，皇帝更是舒展得很了，军机房直接设在皇宫内，离皇帝住的地方不远。

天大的事，皇帝在军机房里和几个老头一“商量”（基本是有量无商），形成文件（称上谕），然后不经内阁，也不经六部，直接发往地方。

上谕有两种：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其中寄信上谕是清朝所独有的，直接寄给接受命令的人，其他人都不知道，比方说寄给某总督的，巡抚不知道，即使这道上谕与军事有关，兵部尚书也不知道。

清代还特别注意主要官员之间的相互制衡，总督品级高于巡抚，但巡抚并不是总督的属官，甚至藩台臬台也不是巡抚的属官，他们都可以专折言事，各说各话。

在京官中，各部尚书与侍郎，也没有从属关系，他们都属于堂官，都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奏折。

按说侍郎相当于各部的副职，应听命于尚书，但清朝就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相互制约，以免你们合起伙来对付皇上。

这已不能称为制度了，只能称为权术。

因为时时处于害怕失去的惶恐中。

公平地说，作为一个异族政权，其寿命与唐、宋、明相去不远，他们这种鬼鬼祟祟的法术作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就好比他们砌了一堵墙，宽四米高三米，不要说风吹不倒，就是吹倒了，比不倒更稳定。

但是由此造成的内耗，无谓的浪费，对制度的破坏，对文化的侵蚀，其后果也许要用很久的时间，才能逐步显现出来。

之所以说所谓制度出于公心才称其为制度，是因为制度本身具有稳定性和正大光明性，不能按需而改和密不示人。

部族政权出于一己之私，出于得之不当的做贼心虚，一切为了他们小团体的利益，其实是无所谓国家概念的。

清末的礼部尚书许应骃、御史文悌曾先后上书弹劾主张变法的康有为，说他发起组织保国会，是保中国，不是保大清。

可谓是深谙其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