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11 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厅里，气氛庄重。邓小平会见日本友好访华团体时，平静地说：“这是我会见的最后一批正式客人了。” 一句话，揭开了他彻底退休的序幕，也让接班人问题愈发受关注。

此时，中国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节点。邓小平深知，权力平稳交接是国家稳定的关键。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政治代谢也需顺应潮流。他早就在思考：谁能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接过这副担子？

其实，关于培养接班人、推进干部年轻化的构想，邓小平早在 1979 年就和老同志交流过。他反复强调：“不能老让‘老革命’站在前线，年轻人要上来。” 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对党的事业长远发展的深谋远虑。

他清楚，新班子需要一个核心。毛主席作为第一代核心，稳住了党的领导；自己作为第二代核心，确保了大局不乱。到了第三代，必须明确核心，党的事业才能持续稳定。而江泽民，就是他认定的这个人。

邓小平的选择不是凭空而来。1989 年夏到秋，他一直在观察新领导班子的表现。江泽民的所作所为，让他逐渐放下心来，也坚定了彻底退下来的决心。他说：“老同志不主动让位置，年轻人永远上不来。我退出一线，是为党做最后一次贡献。”

为了让新一代领导人尽快被认可，邓小平费了不少心思。他经常在会见外国宾客时安排江泽民陪同，既是让他学习经验，也是向外界传递信号：这就是接班人。

那么，江泽民究竟有什么特质，能被邓小平看中？这要从他的经历说起。1926 年，江泽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日寇侵华，他亲眼见了侵略者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腔爱国热血令人动容。

战后，他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深造。成绩优异的他，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积极的地下工作者。大学毕业后，他扎进工厂，组织工人搞革命宣传，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出来的干部，深知百姓疾苦。

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长期深耕工业系统。他在机械制造、电机技术领域钻研多年，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难得人才。1955 年，他被派往苏联深造汽车制造技术，回国后就投身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在长春，他推动了我国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诞生，让中国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起点。之后，他又在武汉、北京的工业系统继续发力，把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更多地方，实干能力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后，江泽民的视野更开阔了。他积极参与对外交流，率团考察多个国家的工业、贸易经验。1985 年任上海市长，1987 年任市委书记期间，他推动改革、狠抓发展，上海的变化大家看在眼里，政绩十分亮眼。

邓小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曾评价江泽民：“江是知识分子出身，有文化，有知识，也有能力。虽然经验少点，但经验是可以积累的，我很看好他。” 这评价里，藏着他对接班人的精准判断。

邓小平一直强调 “核心” 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在时，风浪再大党也没动摇；自己作为第二代核心，能保大局不乱。到了第三代，必须明确核心，江泽民就是他认定的这个人。

1994 年，邓小平南方视察。看到新领导班子稳定了局势、推动了改革、改善了民生，他高兴地说：“他们做得很好，我真的可以退下来了！” 这既是对新班子的肯定，也是对自己选择的欣慰。

从 1979 年提出干部年轻化，到 1989 年选定江泽民，再到 1994 年的肯定，邓小平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为党和人民事业着想”。他知道，权力交接要顺应自然规律，新人要有空间才能成长。

江泽民没辜负这份信任。他带着老一辈的嘱托，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实干，回应了时代的期待。而邓小平的远见，也让中国平稳完成了历史性过渡。

回望那段岁月，邓小平选择江泽民，不仅因为江泽民有文化、有能力、有基层经验，更因为他看准了这个人身上的责任感和担当。这选择里，有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有对党的事业的负责，更有一位老人对国家未来的深情牵挂。

正是这样的选择，让中国在时代浪潮中稳稳前行。而邓小平生前最后一次视察时的那句肯定，也成了这段历史中最温暖的注脚 —— 他选对了人，更选对了国家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