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出血救治的难点,神经科医生坦言,并发症比出血本身更棘手。其实我真正听懂这句话,是在父亲住院的第十七天,当时他刚刚被从鬼门关拉回来,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鼻腔里插着胃管,喉咙处开了一个洞,呼吸机一抽一抽地替他喘气。我隔着玻璃窗看着他,手里攥着一张催款单,心里说不出是庆幸还是难过。
父亲发病那天是个星期六,我正带着儿子在县城广场上放风筝。母亲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都在抖,说:“你爸在浇花,突然就歪倒在地上了,怎么叫都不应!”我扔下风筝就往回跑,电动车骑得飞快,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这些年血压高,测出过一百六十多,可他总说“没感觉,不用吃那些降压药”,家里药盒里的药都过期了他也不碰。我劝过无数次,他嫌麻烦,还觉得药伤肝伤肾。那一刻我恨不得扇自己耳光,怎么就没逼着他把药吃下去。
120把父亲送到县医院,CT室出来,医生指着片子说,基底节区出血,量大概四十毫升,要立刻转市医院。我记得自己像傻了一样点头,手抖着签字,救护车一路拉着警报往市里开。父亲躺在担架上,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含混地嘟囔着什么,右手紧紧攥着被角,左手却软得像面条一样。母亲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哭,我握着父亲那只还能动的右手,感觉他手心滚烫。
到了市医院,神经科的李医生接的诊。他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说话很慢。他先把我们叫到谈话室,指着CT片子说,出血不算特别大,但位置不好,压到了运动中枢,左边身子已经瘫了。然后他顿了顿,说了那句后来一直在我脑子里转的话:“脑出血救治的难点,神经科医生坦言,并发症比出血本身更棘手。”他说出血就像一场地震,房子塌了可以修,但震后的余震、火灾、瘟疫才是要命的。我当时没太听懂,只一个劲儿地问:“那要不要手术?能救回来吗?”李医生没有打包票,只说先做微创引流,把血抽出来,减轻颅内压力,但后面要过三关——脑水肿关、感染关、消化道出血关,每一关都可能要了命。
手术是在当天晚上做的。我们等在手术室外,走廊里的灯白得刺眼,母亲靠着我的肩膀,一句话也不说。三个多小时后,李医生出来,说手术还算顺利,血肿引流得比较干净,接下来看能不能闯过并发症那几关。我们被允许进ICU看了一眼,父亲头上插着引流管,旁边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一跳一跳的,他还没醒,但呼吸比来的时候平稳了一些。我忍不住摸了摸他的额头,冰凉冰凉的。
头两天还算平静。父亲第二天下午醒了,眼睛睁开,看着天花板,又扭头看看我们,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但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母亲伏在他耳边说:“没事,没事,你好好养着。”他眨了眨眼。当时我们也觉得万事大吉,李医生却绷着脸,说真正的高峰期还没到,大概三天到七天,脑水肿会达到顶峰,那才是第一道鬼门关。
果然,到了第三天傍晚,父亲开始发烧。起初三十七度八,后半夜飙到三十九度三,护士用温水擦身,降到三十八度多又升上去。李医生指挥拍了胸部CT,发现右下肺有炎症,说是坠积性肺炎——因为一直躺着,痰液咳不出来,挂在肺里成了细菌的温床。他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说炎症如果控制不住,呼吸衰竭,人就没了。我看着病危通知单上那行红字,第一次觉得“死亡”两个字离父亲这么近。
那时候姐姐也从外地赶了回来。她拉着我到楼梯间,眼泪汪汪地说:“弟,咱爸这个岁数,受这么大罪,就算救过来也是瘫在床上了,家里还有你嫂子和孩子,你看这每天几千块,咱家能撑几天?”我听这话心里腾地冒火,声音都尖了:“那是咱爸!你让我撒手不管?”姐姐哭着说:“我不是不管,我是怕最后人财两空,妈后半辈子怎么过?”我们俩在楼梯间不欢而散,母亲后来知道了,把我叫到床边,她说:“你爸六十多岁的人,该享的福还没享呢,就算瘫了,只要人在,这家就还是完整的。”母亲的话让我定了心。
我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替母亲守夜。父亲感染那几天,每天早晨都要做雾化,护士拍背,帮他翻身。痰特别多,吸痰的时候他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脸憋得通红,看着就心疼。我学着拍背,弓着手指从下往上拍,一下一下,不敢太用力,也不敢太轻。有一次拍着拍着,父亲突然咳嗽了一声,一口黄痰喷在我脸上,我没躲,反倒笑了,说:“爸,你这痰可真够劲儿。”父亲睁大眼睛看着我,嘴角往上扯了扯,那大概是他病后第一次露出笑的意思。
可紧接着,消化道出血又来了。那天早晨护士给他洗胃,发现胃管里抽出来的液体是咖啡色的,化验大便潜血阳性。李医生说,是应激性溃疡导致胃黏膜出血。这又得禁食,靠输液打营养液。父亲本来就瘦,几天下来脸颊都凹进去了,手腕上的骨头一根根突出来。我给他擦脸的时候,感觉他的皮肤像干枯的树皮。那时候他真的像一盏快要熬干的油灯,风一吹就能灭。
最难熬的是第五天夜里。父亲突然情绪烦躁起来,拼命想拔掉头上的引流管和手上的针,两个护士都按不住。李医生跑过来看了一眼,说颅内压升高了,赶紧推了一针甘露醇。然后父亲开始抽搐,整个人弓着身子,嘴里发出“呃呃”的声音,监护仪上血氧饱和度往下掉。我吓得腿发软,被护士推出病房外,隔着玻璃看到他好像在海浪里挣扎,而我的手隔着玻璃已经攥出了汗。那一夜,李医生没有走,一直在病房里盯着。他出来对我说:“脑水肿高峰期,已经用上最强的手段了,如果压不住,可能还要二次手术。”我问他:“能挺过去吗?”他摘了眼镜,揉揉眉心,说:“看你父亲的命硬不硬了。”
那几天我几乎没合过眼。白天上班的时候心不在焉,被老板骂了好几回。我去银行把卡里所有的钱取了出来,又向几个朋友借了一遍,凑了五万块交进去。姐姐也默默把身上戴的金链子摘了,去金店当了一万二。我们姐弟俩没有说话,但那一刻我知道,我们谁也没有真正放弃过。
也许是父亲的命确实硬,也许是李医生他们确实尽力了。到了第七天晚上,父亲的高热慢慢退了下去,血氧稳定在九十五以上,胃管里抽出来也渐渐变清了。李医生脸上终于有了一点松快的表情,他说:“最凶险的时候过去了,但别高兴太早,后面的康复才是漫长的细活。”我长舒了一口气,转身去病房里,发现父亲醒了,目光里有了光。他抬了抬左手,手指动了动,还是抬不起来。母亲把他的左手握在手心里,轻轻搓着:“慢慢来,不急。”
后来父亲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又住了二十多天。他慢慢能坐起来,但左边身子还是不利索,说话也有些含糊。李医生安排的康复师每天来给他做理疗,教我们怎么帮他活动关节,怎么练坐姿,怎么扶着走。父亲是个要强的人,有一次他非要自己站起来,结果“咚”的一声摔在地上,把我们都吓坏了。他躺在地上,喘着粗气,突然咧嘴笑了,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这破腿……还真不听话。”我扶他起来的时候,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出院那天,李医生来送我们。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记住,脑出血不是治出来就完了,后续的血压管理、康复训练、情绪照顾,一样都不能少。很多病人不是死在出血上,是死在并发症上,你们家这一关过得不容易。”我点点头,握紧了他的手。他回头看了看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又说了一句:“老爷子,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如今父亲出院半年多了,左边手能抬到胸口的位置,腿还是瘸,但能拄着拐杖走几十步。每天早上,我都会把降压药和水杯放到他手里,盯着他吞下去再离开。他和母亲住在老房子,阳台上那几盆花又重新绿了。有时候他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我走过去问他,他会慢吞吞地说:“在想那天要是没倒下,现在在干什么。”我笑着接话:“没倒下也是浇花啊。”他就嘿嘿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生活好像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又好像永远不一样了。以前我总觉得脑出血是突然砸下来的一块石头,把人砸晕就完了。可真正走过这一遭才明白,石头砸下来之后,碎得满地的渣子才最磨人。那些感染、水肿、溃疡、焦虑、钱,还有深夜里从医院走廊窗户吹进来的冷风,一桩一件都像钝刀子割肉。但也是这些渣子,让我第一次真正把父亲当成一个需要我保护的老头子,而不是永远站在我前面的那个人。我常想起李医生那句话说,并发症比出血本身更棘手。他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大概是:但爱比并发症更持久。父亲还在,虽然慢了一些,但他还在朝我笑着,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