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藏〈燕京岁时记〉稿本三种及校注》，富察敦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共收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半农旧藏《燕京岁时记》三种稿本，即粗稿、第三次清稿、第四次清样稿，及馆藏光绪三十二年（1906）文德斋刻本，进行全文影印。这三种《燕京岁时记》稿本均为首次影印。同时，作者参以相关著作，对《燕京岁时记》进行重新校注整理，对其编纂修订出版历程予以详细梳理，对作者生平及著述背景予以充分揭示。并参考各类文献，对原书所记加以考证以确认正误。

《燕京岁时记》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北京上层文化和平民生活的民俗学名著，详细记载了清末北京的岁时风物、民俗物产、社会生活，对于人们人认识、了解北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

目  录

第一册

燕京岁时记（清稿）

燕京岁时记（细稿）

第二册

燕京岁时记（粗稿）

燕京岁时记（刻本）

燕京岁时记（校注）

引用书目

《燕京岁时记》编著出版考（代序）

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是有关节令、风俗、物产、技艺的名著，但我们通常使用的北京出版社整理本删削错漏甚多。

《燕京岁时记》（清稿）封面

本文根据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三种作者手稿本及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及有关著作，对其编纂修订出版历程予以详细梳理，并对作者生平及著述背景予以充分揭示。

一、出版与流布

清末富察敦崇着《燕京岁时记》于光绪三十二年刻版印行，字数不足三万，但流传甚广。为研究节令、风俗、物产、古迹、技艺提供了很多独特材料。加之文笔优雅，考辩精审，契合时代，又有实用导览功能，故出版以后，士人争相传阅。

曾有数种译本传布海外，周作人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予以介绍和评介。周作人在1942年《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一文中说到：“敦崇所着《燕京岁时记》是我所喜欢的书籍之一，自从民国九年初次见到，一直如此以至今日。”[1]

《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

其另外一篇文章评价此书时说到：“本来做这种工作，要叙录有法，必须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才能别择适当，布置得宜，可称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于史例义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老老实实地举其所知，直直落落地写了出来，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与生命。记中所录游览技艺都是平常，其风俗与物产两门颇多出色的纪述，而其佳处大抵在不经意的地方，盖经意处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2]

正因为此书多是作者浸润其中的亲见亲闻，又有深厚的文献考辨之功，每件物事，用寥寥数语即可描摹真切，故读者随便翻开，常读而不厌。此后的各类工具书，如《辞海》《中国学术名著大词典 古代卷》《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 综合卷 （下）》《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上）》《中国都城辞典》等都有专门辞条予以介绍。

但是这本名着，我们常翻阅和引用的北京出版社1961年本，和据此排印的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本，均是删节本。

此书“出版说明”仅有一句“我们根据原刻本排印”，但其不录序跋，删去众多条目后的附录诗文，径行改补删削文字等，均没有任何说明或校记。其录入之时因只有一个光绪三十二年（1906）本（为刻字铺文德斋刻本，同年版归文奎堂，仅改动了牌记），而刻本原即有诸多错误，整理本除沿袭刻本错误外，录入亦多有错误漏失。

对作者介绍仅谓其是满族人，有数种著作传世，对其著述背景则无一语道及。故这个古籍整理本可谓是一个不完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整理，给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燕京岁时记》

二、手稿的形成与递藏

近几年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及古籍普查中，郑州大学图书馆发现有此书一函三册作者手稿本，分别是粗稿、第三次清稿、第四次清稿，是著述不同阶段形成的，且均为着名学者刘复（字半农）原藏。馆藏还有一个光绪三十二年的刻本，亦为刘复原藏本。

《燕京岁时记》粗稿本不分卷，为富察敦崇手稿本。一册。半页8行，字数不等，框高14.5厘米,宽9.5厘米，用四周双边红格稿纸，书口下端印有“松云斋”字样，盖为作者专用稿纸。封面右侧书“粗稿”，左题“燕京岁时记，己亥九月廿二日题签。”无序跋目录。

卷端首行书名下有藏书印白文“江阴刘氏”“刘复”。第二行为“长白 富察敦崇 礼臣氏编”。书口双鱼尾，标页数，全书共计48页。书末有日期“己亥十一月十七日编录竣”。

《燕京岁时记》第三次清稿本不分卷，富察敦崇手稿本。一册。用与粗稿同样的稿纸。封面右侧书“细稿”，左题“燕京岁时记，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嘉平月初九日订，第三次清稿”。有序，序末署“光绪二十五年（1899）岁次己亥嘉平月赐进士出身刑部主事砚愚兄润芳澍田氏拜序”。第60页有跋，末署“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三月十六日敦崇自记”。全书序文1页，内文66页。跋在第60页，则后面数页为此后所补。

《燕京岁时记》（清稿） 序

《燕京岁时记》第四次清稿本不分卷，富察敦崇手稿本。一册。半页十行，字数不等，框高13厘米，宽10.5厘米。用四周双边红格稿纸，书口下印有“玉竹斋”字样，亦当为作者专用稿纸。封面题有“燕京岁时记，庚子九月廿二日重抄，十月廿六日抄讫，乃第四次之清稿也”。序文同第三次清稿本。

第65页跋与第三次清稿本同，后又有再跋谓：“再，此记皆从实录写，事多琐碎，难免有冗杂芜秽之讥，而究其大旨，无非风俗、游览、物产、技艺四门而已，亦《旧闻考》之大略也。又记。”跋后又有此书补遗一页及空白页数纸。

郑州大学所藏《燕京岁时记》，是三个不同阶段手稿本，其编纂过程和时间标示均十分清晰明了。为揭示此书编纂修订及出版过程提供了宝贵资料，并可藉此纠正原来的一些错误或不准确认识。

粗稿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二十二日（所标年月均为阴历，以下同）题签到十一月十七日编竣，编录粗稿时长近两个月。

第三次清稿本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十六日写跋之时，历时三个半月，而在编订此稿之初，作者即已请其挚友润芳澍田写就了序言，故此稿起首即贯以序言。

第四次清稿本则是光绪二十六年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六日，用时一月有余。

从以上时间判断，粗稿之前，当还有一稿，才会有以后的第三第四次清稿之说。而粗稿和第三次清稿之间，时间太短，不足一月，当是粗稿之后，在粗稿本上直接进行修改，很快即进行了第三次清稿的编订，故粗稿即第二次稿本。三册清稿本编订用时一年有余，故此书之编订则用时两年或更长时间。

此书之编订大概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因在富察敦崇自编《思恩太守年谱》[3]中，其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条有：“作《燕京岁时记》，尚未脱稿。初八日，见街前有舍缘豆者，遂载入记中。”[4]查郑州大学图书馆藏此书粗稿，已经有“舍缘豆”条。

《思恩太守年谱》

三册稿本均为作者富察敦崇手稿。从封面书名题签到内文誊抄，从书中红笔勾乙到墨笔修改，及所粘接红色签条及墨色浮签等考察笔迹，均是一人手书。确是作者手稿无疑。

此后本人在拍卖会上又买到富察敦崇稿本《紫藤馆诗草》一册，封面题写书名，署有日期“光绪壬辰秋七月初十日订”，并钤盖有椭圆形朱文印“紫藤馆”；卷端首行下钤有朱文圆印“敦”，及朱文小方印“礼臣”。

版式大小与《燕京岁时记》相类，亦为红格稿纸，其书名题签、内文字体和勾乙修改等与此三册稿本完全一致，更印证此三册稿本当为作者手稿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六卷写本《思恩太守年谱》，乃20世纪80年代从天津古旧书店购入，从吉林省社科院图书馆王广瑞《富察敦崇著述考》一文对其版式、字体和著述方式的描述看，颇疑此亦当为敦崇手稿。但因一直未能见到书影，故无法最后确定。

《燕京岁时记》（清稿）正文

郑州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岁时记》手稿本三册及刻本一册，均为民国著名学者刘复(1891～1934，字半农）原藏，是1956年郑州大学建校后从京津等地的旧书店购入。

刘半农为民国著名学者，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七月赴西北调查途中不幸染病去世。其生前藏书甚多，据《北平晨报》报导，北京大学曾有刘氏藏书如何处理案，决议照刘半农遗嘱交北京大学图书馆保管之。[5]

其后且有刘氏遗著展览会的举办，但《北平晨报》报导之决议，似乎并未践行。据《京报·万余册之刘复藏书将存图书馆供市民阅览》报导：“北京大学故教授刘半农，生前藏书甚伙，经该友人商鸿逵整理数（书）目，一部分业已就绪，约计三千余种，共万余册，多属语言音律专门图籍，且书中经刘氏批校处甚多。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并特派该馆馆员，帮同商氏整理。闻该书整理完竣后，拟如梁任公藏书办法，寄存北平图书馆，供市民阅览云。”[6]

据《京报》所载，刘氏藏书拟寄存北平图书馆。但此中详情并未见有文字披露。1946年学校复建后，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图书馆主任潘光旦对古籍悉心搜求，陆续收购了一大批私人藏书。其中即有1947年2月主持收购的刘半农藏书1774种，其中“中文书万余册作价2000万元，西书千余册美金千元。”[7]

由此推断，刘半农藏书并未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而是辗转寄存于北平图书馆十几年，后被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购入藏。

而其部分手稿和藏书或即于此时流散市场，多年后分别为吉林省社科院图书馆和郑州大学图书馆购得。

《曲庵如面：江阴市博物馆藏刘半农友朋信札》

刘半农为着名音韵学家、文学家，其兴趣广泛，生前曾为赛金花写传，名《赛金花本事》，但未能完成，后由其弟子商鸿逵完成此着。故刘半农搜集富察敦崇此类著作，亦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三、编著与修订

图书的著述编纂需要不断的修改完善。从此书的三次稿本及最后正式刻版印刷，可明显看出这一具体的修订过程。仅从篇幅看，第三次清稿比粗稿增加三分之一有余，而第四次清稿又比第三次清稿增加三分之一有余，则第四次清稿相较于粗稿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内容。

其体例和编排细节，亦是逐次不断完善。如粗稿各条目，虽然大体亦按时令先后排列，但尚未在条目之前标示月份，而第三次修订稿则在月首条目之前单独一行标示月份，或在首条之下标示以下某某月。

抄本《燕京岁时记》

而到第四稿，则去掉了单独一行的标示月份，统一成在某月的首条之下标示月份。粗稿在条目内容的处理上，遇有庙讳、御名、圣讳等需顶格的尚有部分没有顶格，引用需另起一行也没有统一，附录另起一行且低二字，在粗稿中亦没有完全统一。这些在第三第四稿均逐渐得到了完善。

书中的文字，亦不断精雕细琢。如七月之“丢针”条，粗稿全文为“七月七日午时，闺阁少女以细茎投水中，视其影以乞巧，谓之丢针。”其文字平直且不准确，与第三四次清稿本及刻本相差甚远。

第三次清稿本改为“京师女子，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觕如椎，因以卜女之巧。谓之丢针。”内容精炼，文采斐然有趣。

第四次清稿本，则把“京师女子”改为“京师闺阁”，因乞巧仅为闺阁女子也，这样就更准确了。而到刻本，则又有进步，其最后句子改为“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谓之丢针儿。”[8]增加了“拙”“俗”“儿”，虽仅增三字，但意思更加精确，表达更加口语话且更贴近现实。

第四次清稿本之后，或当还有一稿，故刻本较第四次清稿本有所完善，但亦间有脱漏。如在“打春”条内，稿本有“每岁立春，顺天府别造春牛春花进御前及仁寿宫、中宫，凡三座。”而到刻本，则漏去“中宫”二字。这样“凡三座”所指则意义不全。查《涌幢小品》原文及《日下旧闻考》所引均有“中宫”二字，则明显是刻版脱漏。

又如在“白云观”条，稿本中的“长生久视”刻本误为“长生久世”，而1961年及1981年排印本则仍延误之。又如“舍缘豆”条，第三、四次清稿本引用《日下旧闻考》，有谓“京师僧俗念佛号者”，而刻本则误为“京师僧人念佛号者”。

《日下旧闻考》

查《日下旧闻考》原文，则稿本正确刻本失误。从刻本诸多脱漏遗误看，其刻版之时或未能认真校对，甚至有明显臆改之处。

用第四次清稿本与刻本校勘，刻本除增加一条很简短的“月当头”外，没有新增条目，内容亦仅是极少量的字句修改。所以第四次清稿本可谓已基本定稿，此后或还有一个第五次清稿本，或直接写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交京城著名刻字铺文德斋刻版。

最后定稿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7）到出版之前。这是因为在刻本“东西庙”条，最后有一小字注谓“隆福寺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燬于火”[[9]]，而此注为第四次清稿本所缺，第四次编订清稿之时，隆福寺尚未被火也。

第四次清稿本半页10行，每行字数不等，而刻本半页10行，每行22字。第四次清稿本与刻本相较，版式上除每行字数不一致外，其他均很一致，字体亦有相倣之处。故怀疑作者第四次清稿本之后，自己写就样稿，誊写样稿之时有少许的修正和补充，然后交付文德斋刻版。

抄本《燕京岁时记》

从各稿的修改方式看，主要用红笔涂抹勾乙，墨笔修改添加。对于新增条目或条目附录，则补遗于书末。如粗稿共计48页，从第43页后为补遗。细稿（第三次清稿）共计66页，第61页后为补遗。第四次清稿共计65页，最后有1页补遗。

除此之外，第三次清稿于天头粘贴单行红笔签条，标示需要调整的条目次序及字体大小等；对于增加内容较多的条目内容，则粘接用同样稿纸书写的少量墨笔浮签。

第四次清稿本则大量使用浮签，少则数行，多则是整页粘贴于相应增加之处，并折叠于页内。对每处需要顶格书写的，则在天头之处用红圈标示。这样对于下次誊写标示得十分醒目明确，也使得整个版面整洁有序。

作者每稿都用工楷誊写，删削订补规范，版式清晰，一丝不苟，这和作者曾长期担任兵部笔帖式养成的良好习惯有关。

四、编著背景

对《燕京岁时记》三种稿本的研究，纠正了以往对此着成书过程的一些错误认识。

例如，因刻本序言末署“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嘉平月”，其自跋末署“庚子三月十六日”，故研究者多认为此书编著在八国联军进京之前。

但第四次清稿本则明确标注时间为“庚子九月廿二日重抄，十月廿六日抄讫。”且这次修改编订份量很大，但时间却很短。

这是因为“庚子事变”之时（公元1900年8月15日慈禧携光绪帝西逃，8月16日八国联军基本占领北京城，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富察敦崇基本窝居在家，后供职于清政府于柏林寺所设之留京办事处，虽需每日报到，但事务清闲，故可以全力以赴从事此书之编订。《燕京岁时记》一书即于此段时间定稿，而第四次清稿之后的修订只是极小量的字句润饰和修补。

光绪文德斋刻本《燕京岁时记》

富察敦崇作为上层官吏和旗人，罹此国难家祸，惨痛于心，著有《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留世，可谓庚子之变之诗史，向为史家所重视。其中第十四首《吊殉难》谓：“浩气丹心不可降，阖门忠义死双双。余生欲拟阳秋录，暗把霜毫向小窗。”[10]此即是用笔墨留史的意思。

特别是在三十首绝句之末，有具体的时间记载，“自九月二十四日起，或一日数首，或数日一首，至嘉平月而止。此诗言皆实录，并无浮词。倘能传之将来，或可稍知殷鉴，黍离麦秀伤何如之。庚子除夕三更，自记。”[11]

由此可知，富察敦崇《都门纪略》写作与《燕京岁时记》定稿均为庚子事变后窝居之时。

《都门纪略》

《都门纪略》与《燕京岁时记》均形成于八国联军侵占京城之时，但却是两种旨趣完全相反的著作。《都门纪略》的悲愤激越与《燕京岁时记》的闲情雅致形成鲜明的对比，二者能够交织统于一时一人，不能不令人佩服，亦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困惑。

当然，这种腥风血雨的乱世景象，在《燕京岁时记》这部以节令风情民俗为主的小册子里也有委婉的反映。如“赐冰”条于第四次清稿本增加有：“是物今尚有之，清泠可听，亦太平之音响也。”

又如在“祭关帝”条于第四次清稿本增加内容有“盖帝之御灾捍患有德于民者深也。”

第四次清稿本增加“走马灯”条，内有“走马灯之制，亦系以火御轮，以轮运机，即今轮船、铁轨之一班。使推而广之，精益求精，数百年来，安知不成利器耶？惜中土以机巧为戒，即有自出心裁精于制造者，莫不以儿戏视之。今日之际，人步亦步，人趋亦趋，诧为奇神，安于愚鲁，则天地生材之道岂独厚于彼而薄于我耶？是亦不自愤耳！”[12]

盖作者于庚子之义和团（时称“拳匪”）进京之时，携家拖口避居乡下；八国联军进京后，作者目睹王室权贵之家被洗劫一空，亲旧亦多有殉难或被杀者。

作者除于当时撰有《都门纪略》以抒愤慨外，次年尚著有《崇寿上人传》《族姊传》及《祭庚子诸死难文》悼惜殉难和被杀者。又有《增旧园记》纪述侵略者焚毁其先祖所建园林胜景之事。当此之时，编订中的《燕京岁时记》虽为民情风俗之怡情文字，亦不能不有所反映。

北京出版社版《燕京岁时记》

五、著述特色

《燕京岁时记》这本小册子字数虽仅有三万字，但历时两年方编纂而成，其能够成为名著，可以说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除文字精炼雅致，契合时代外，富察敦崇作为世家大族的官僚旗人，于声色玩好、园艺鉴赏可谓十分精通，史事文字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是长期浸润的结果。

如在“九花山子”条，富察敦崇列举的菊花名目多达133种，其第四次清稿在列举菊花名目后，接下来原稿有“皆予曾蓄养者”被红笔抹去，旁边小字修改为“皆予所记忆者”。修改当然更为准确，133种不可能作者都曾蓄养，但由此透漏一个信息，即作者或曾蓄养过很多品种，故于菊花品种名目极为熟悉。

其他很多细小之处，无不透漏出作者的熟稔和嗜好，如“蛐蛐儿、聒聒儿、油壶卢”的价格行情，“花儿市”里面对鸽子品种的罗列，“灯节”里对灯市和焰火的描述等，均观察细致、感受真切，能用简短文字即引人入胜。

《紫藤馆诗草》手稿

在编订过程中，作者还不失时机到有关景点查勘验证，以使记载更加准确。如在《思恩太守年谱》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1900）四月初十日条，有记游钓鱼台事，对此处胜景多有描摹，盖此时在义和团即要进京之前，故尚有此雅兴游览及校勘文字。

此日所记有谓：“元时有玉源潭者，亦莫知其方向矣，余事详《燕京岁时记》中，作诗一首，载《紫藤馆诗草》中。盖予时作《燕京岁时记》，甫经脱稿，恐有未详，故亲往履勘之也。”[13]

而此所言“甫经脱稿”，即第三次清稿刚刚完成（其跋在庚子年3月16日）。而此处所言诗载《紫藤馆诗草》，查本人所藏稿本及影印刻本，正有此诗并序。其记正与《燕京岁时记》“钓鱼台”条基本相同。

《燕京岁时记》中描摹之声色玩好、技艺游耍、花草虫鱼、穿着吃食等琐细之事，多为作者亲历亲闻，读之使人如有亲手把玩，亲临其景之感。

除此之外，作者征引文献繁多，考辩精到而毫无冗沓之感。此书文献征引最常用的主要有《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宛署杂记》《析津志》《北京岁华记》《荆楚岁时记》等，其他征引文献尚有《玉烛宝典》、东方朔《占书》、《大清会典》《涌幢小品》《居易录》《月令广义》《岁时百问》《续齐谐记》《汉书》《后汉书·礼仪志》《风俗通义》《埤雅》《寄园寄所寄》《燕都游览志》《广群芳谱》等。

《燕京岁时记》一书对《日下旧闻考》征引最多，除很多条目后另行“谨按日下旧闻考”字样外，文内亦多有“旧闻不载”“旧闻考不载”等语。其所引他书诗文，亦多转引自《日下旧闻考》，作者或并未能核对原书。故作者于再跋中有谓此书“亦《旧闻考》之大略也。”当是实情。

此书虽为承袭《日下旧闻考》等诸书而成，但对前列有关京城风物民情的主要著作之缺漏误失，多所纠谬考证，且真切记录清末的实际情况。对不得其详的亦说明之。

《帝京景物略》

如在“填仓”条引证《北京岁华记》后，有谓“此条所记与今大略相同。惟富贵之家从未有食牛肉者，亦未有客至苦留之说，乃记者一隅之论也。”

其“筵九”条引证谓：“按《帝京景物略》曰：燕九又曰宴邱。今则曰筵九，究未知其孰是。”

在诸多引证后，作者多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如在“恶月”条，在引证《荆楚岁时记》后，有谓“夫荆楚之与燕京，相去远矣，而自昔风俗有相同者。”

又如在“添火”条，在引证《析津志》“西山化石根名之曰不灰木，以之为粗布及器皿，不畏火，今西山有之”后，作者辨析谓：“此条所记未尽得实。以之为器皿则可，以之为粗布则从未之见。或即火浣布之讹。况此木实产易州，非西山也。”

《析津志辑佚》

作者于西方列强军器技艺亦颇为关注，且注意到西方农业科技方面著作，如在“东西庙”条，在说到严冬培育花木之时就说到“尝观泰西农学书中”，等等。

此书之所以能传播久远，还在于作者思想纯正，虽然书中寺观及朝拜条目甚多，但不迷信神怪鬼魔，不幻想修仙成佛，如在“白云观”条有：“相传十八日夜内必有仙真下降，或幻游人，或化乞丐，有缘遇之者，得以却病延年。故黄冠羽士，三五成群，趺坐廊下，以冀一遇。究不知其遇不遇也。观内老人堂一所，皆道士之年老者居之，虽非神仙而年过百龄者时所恒有，亦脩养之明征也。”

又如在“城隍出巡”条，其最后有“亦无非神道设教之意”的总括，说明作者不迷信，遵崇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纯正思想。

这在《思恩太守年谱》中，亦有很多相类的记载，如“予素不信因果，然因果时亦有之”[14]等语。对于设坛拜神，谓能刀枪不入呼风唤雨之义和团，则斥其为“荒诞不经”乌合之众，是真儿戏。

六、作者考述

富察敦崇（1855～1926），满州镶黄旗人，咸丰五年（1855）七月出生于燕京铁狮子胡同歌斯堂，因号“铁狮道人”，此外还有“铁石”“芸窗”“聱叟”等诸多别号。

其自编《思恩太守年谱》谓：“姓富察，名宗杰，字俊臣，一字伟人，又字默卿，乳名定格，行二。后更名敦崇，字礼臣。”[15]他一生喜好文事，著述甚丰。

其家族显赫，为满族八大姓之一，既产生过贵为国母的皇后，亦有过无数重臣名将。其曾祖、祖父及父均世袭二等敦惠伯，母为贝勒奕绘第七女。其亲朋故旧多在朝为官，于史事掌故多能识其本源，著为文字精妙平实，故人乐观之。

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燕京岁时记》

富察敦崇自幼聪慧，然多次应试，均以族人回避，不得进入考场，只好援例纳官。自光绪五年（1879），依八旗通例，报捐笔帖式，加光禄署正衔。不久分发兵部行走，兵部候补主事。

十三年（1887），借补兵部满洲笔帖式之缺。十四年（1888），充满档房委署主事。十八年（1892），派充三坛工程处、国子监、太和门监脩。二十七年（1901），补兵部主事。二十八年（1902），提升员外郎，后赏三品。三十一年（1905），充满档房总办。三十二年（1906），兼署司务厅掌印等多官。三十三年（1907），调充捷报处总办。

宣统元年（1909）六月，派补广西思恩府知府，未到任。八月调东三省委用，任奉天巡防营务处提调，年底奉东三省总督令，到各地巡视军政，有《南行诗草》之作记其事。宣统二年（1910）七月，任昌图税捐局委员职。

敦崇尚气节、重文事、喜游览，在自编诗集中引宗侄翰臣之称许，谓“族中群彦，性喜诗书以礼法持身者，惟余一人。”[16]其自得之情，由此可见。

英文版《燕京岁时记》

敦崇之卒年，原众说纷纭，最近吉林省社科院王广瑞著文《晚清文人富察敦崇生平事迹考譹》，结合冯其利、杨海山先生合编《〈沙济富察氏宗谱〉补录》予以考证，谓敦崇于“1926年，身着清代朝服拍照后于西直门外高粱桥下投河自尽”。

此结论当是可信的。《紫藤馆诗草》卷首之《铁狮道人传》谓其晚年境况：“宣统三年七月因病请假就医，甫至京，遽遭国变，遂不复出，时或自言自语，时或拍案呼咤，惟遇隆裕皇太后大事，成服而出，缟素二十七日，并恭视山陵奉安，自后遇疾不服药，岁时生辰不受家人朝拜，日求速死。尝自拟挽联曰‘辽海好如归去鹤，尘寰不作再来人。’”[17]

为《燕京岁时记》作序的润芳澍田，序末署“赐进士出身、刑部主事、砚愚兄”，在《思恩太守年谱》里亦称润澍田或润澍田芳。

其姓氏名字及履历原均甚模糊。查敦崇自编《年谱》，润芳澍田，名芳，字澍田，姓祥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与其兄来春帆（名芳），皆光绪元年（1875）乙亥科举人，师从敦崇叔父绍云公（乌拉布，翰林，工部侍郎）就学，润芳兄弟二人与敦崇兄弟二人为十余年同学，故文中多称二人为盟兄。润芳长敦崇三岁，中乙未科（1895）进士，由兵部主事出为河南许州知州（直隶州），署陈州知府。民国《许昌县志·官师》有传，谓其勤政廉民，热心教育实业，曾创办初级师范及多所中小学，去任之时曾有德政碑云云。

《燕京岁时记》刻本序言由庆珍博如代笔，隶体书写上板，序末署“花翎四品衔、兵部员外郎、姻小弟”，中国书店郑炳纯先生曾收藏有一册庆珍批本《燕京岁时记》，其批语对各条目多有补充说明。郑先生曾著文《庆珍批本<燕京岁时记>》予以详细介绍并录入批语，但庆珍博如之姓氏生平情况并没有文字可做参考。

日文版《燕京岁时记》

从《思恩太守年谱》中的零星记载可知，庆珍名珍字博如，姓瓜尔佳，号铁梅，满洲镶红旗人。为贵州巡抚嵩昆之子，在兵部长期供职，为敦崇多年同事。敦崇与庆珍及庆珍之侄崇蓉舫为多年好友，常有饮酒赋诗酬唱之作。

对于庆珍生平情况，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专门有一篇《庆珍》短文，谓其约生于同治年间，活到1940年左右，并对其才情和晚年潦倒多有描摹，是乃行家所写趣人趣事，是有味道的文字。

作者简介

富察敦崇（1855~1922）：字礼臣，号铁狮道人。近代诗人、作家、民俗学家。曾任清陆军部郎中、广西思恩府知府等职。著有《燕京岁时记》《南行诗草》等。

赵长海：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近现代史、图书馆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籍版本学、地方文献等的研究教学工作。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60余篇。

刘洋：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字学。

注释：

[1] 周作人：《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原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一之一，1942年10月。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 6 花煞 乡土 民俗 鬼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2]]周作人：《燕京岁时记》，原载《北京晨报》1936年1月13日。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 6 花煞 乡土 民俗 鬼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3]《思恩太守年谱》，亦称《富察氏敦崇礼臣年谱》，写本6卷，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年。

[4]〔清〕富察敦崇著，高文俊等辑校：《思恩太守年谱》，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5]《优恤刘复昨议决呈请办法，奖学金拟募集四千元》，原载《北平晨报》1934年7月26日。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 第二卷 1912—1937 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0-471页。

[6]《万余册之刘复藏书将存图书馆供市民阅览》，原载《京报》1935年1月15日。转引自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 第二卷 1912—1937 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3页。

[7] 转引自韦庆媛：《金天羽藏书之归宿》，《兰台世界》2013年2月第4期，第66页。

[8]〔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71页。

[9]〔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文德斋刻本，第14页。

[10]见〔清〕富察敦崇着，高文俊等辑校：《思恩太守年谱》，第149页，及《都门纪变》1908年刻本（阿英编《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之四 庚子事变文学集》 亦收入。）

[11] 阿英编：《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之四 庚子事变文学集 》，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页。

[12]以上数条引用见郑州大学藏《燕京岁时记》第四次清稿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文字同。

[13]〔清〕富察敦崇着，高文俊等辑校：《思恩太守年谱》第129页。

[14]〔清〕富察敦崇着，高文俊等辑校：《思恩太守年谱》，第126页。

[15]〔清〕富察敦崇着，高文俊等辑校：《思恩太守年谱》，第1页。

[16]〔清〕富察敦崇：《紫藤馆诗草》“再寄翰臣”之诗序，1912年铅印线装本，第12页。

[17]周承荫：《铁狮道人传》，载富察敦崇：《紫藤馆诗草》卷首，1912年铅印线装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