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演员于某某坠楼身故的消息如惊雷般撕裂网络——公众为年轻生命的骤然消逝陷入哀恸，家属、朋友以及粉丝在悲剧中承受着锥心之痛。

然而，当警方已明确排除刑事嫌疑后，部分网民却将这场悲剧异化为“流量猎场”：有人编造“被逼迫”“隐情未公开”的阴谋论，有人煽动粉丝群体恶意举报异见者，更有人用“爆料”“揭秘”的幌子收割关注……

这些以伤害为代价的“人血馒头”，不仅践踏法律红线，更暴露了网络空间中“流量至上”的畸形生态。

一、法律之剑高悬：网络谣言与阴谋论的三重违法性

在法治社会的框架下，任何以“言论自由”为名的恶意造谣与阴谋论，都不是无成本的“网络游戏”，而是必须承担法律后果的违法行为。

于某某事件中，部分用户的行为已触及多重法律边界：

第一，侵害逝者人格权的民事侵权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994条，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权利受法律保护，其近亲属有权就侵害行为主张赔偿。

于某某离世后，部分网民编造“因感情纠纷自杀”“被资本打压”等不实信息，本质上是对其人格尊严的恶意贬损。

即便逝者无法“开口”，法律仍为其人格权“兜底”——家属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造谣者删除内容、公开致歉并赔偿精神损害。

第二，扰乱网络秩序的行政违法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明确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于某某事件中，微博用户“@一条名叫小小八的海草”在无关热搜下频繁发布违规引流内容，微博用户“@不喜欢唱歌的乐手”煽动粉丝恶意举报，此类行为已超出“言论自由”范畴，实质是通过制造对立、煽动情绪干扰网络平台的正常运营，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秩序”。

第三，可能触碰的刑事责任红线。

若谣言传播范围广、后果严重，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诽谤罪、寻衅滋事罪甚至侮辱罪。

例如，微博用户“@echo23754”多次发布无事实根据的阴谋论，若经查证其明知内容虚假仍故意传播，且导致逝者家属遭受网络暴力（如恶意留言、人肉搜索），则可能符合《刑法》第246条“诽谤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如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五千次以上，或被转发次数达五百次以上）；

若其行为引发大规模网络围观、干扰警方调查进程，则可能触犯《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其行为符合“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规定。

二、流量狂欢背后的人性异化：当“吃人血馒头”成为生意

于某某事件中的谣言与阴谋论，早已超越“言论失范”的范畴，本质是部分网民将“悲剧”异化为“流量密码”的人性之恶。

首先，他们消费的是生命的重量。

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本应是引发社会对心理健康、生命教育反思的契机，却被某些人简化为“博眼球”的素材。

从“被逼迫”的戏剧化假设到“隐情未公开”的悬疑编排，这些谣言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刻意挑动公众的好奇心与愤怒感——他们不在乎真相是否被扭曲，只在乎流量是否上涨；他们不关心家属是否承受二次伤害，只在意自己的账号能否“涨粉变现”。

正如作家廖一梅所言：“人这一生，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理解。”而在这场流量狂欢中，我们看不到理解，只看到对生命最原始的亵渎。

其次，他们瓦解的是社会的信任。

阴谋论的危害远不止于误导个体认知，更在于瓦解社会共识。当“官方通报不可信”“背后必有黑幕”成为部分网民的“思维惯性”，当“宁可信其有”的情绪替代“求真务实”的理性，公共讨论的空间将被撕裂成无数个“信息茧房”。

于某某事件中，警方已明确排除刑事案件后，但仍有网民坚持“其中有鬼”——这种对权威的不信任、对真相的漠视，最终会消解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正如社会学家郑永年所说：“阴谋论的流行，本质是社会共识崩溃的外在表现。”

最后，他们践踏的是文明的底线。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道德洼地”。从“粉圈互撕”到“热点蹭流”，从“造谣生事”到“恶意举报”，部分网民将网络视为“法外飞地”，将他人的痛苦视为“流量燃料”。

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了最基本的公序良俗。

逝者的家属在承受丧亲之痛的同时，还要面对网络上的污言秽语与恶意揣测——他们的伤口尚未结痂，又被撒上一把盐。这种“二次伤害”，是对人性最残酷的践踏。

三、应当警惕：当“流量饥渴”异化为人性之恶

网络谣言的泛滥，折射出部分网民将“流量经济”异化为道德底线的丧失。

（一）消费悲剧：流量逻辑下的“二次伤害”

造谣者利用公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与同情，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的“内幕”收割流量。

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逝者生命的工具化利用，也是对公众情感的恶意透支。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言：“未经省察的同情是伪善的开始。”

（二）解构真相：阴谋论对公共理性的侵蚀

阴谋论通过拼凑碎片化信息、虚构因果关系，构建出符合特定群体心理的“叙事闭环”。

其危害不仅在于误导公众，更在于瓦解社会共识。美国学者卡斯·桑斯坦指出，阴谋论的流行往往源于信息不对称与群体极化，其本质是“对权威的不信任转化为对反权威叙事的盲目崇拜”。

（三）法律与道德的“双标”

部分造谣者一边高喊“言论自由”，一边逃避法律追责。这种“选择性正义”暴露了其对权利与义务的严重误读。

我们需要警醒：自由从来不是无边界的放纵，而是以不侵害他人权益为前提的自律。

四、从“事后追责”到“事前预防”：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多方合力

遏制网络谣言与阴谋论，需要法律、平台、公众三方形成合力，实现从“事后惩戒”到“事前预防”的全链条治理。

（一）法律要“宽严有度”，明确行为边界

司法机关应加大对针对逝者、弱势群体的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对“情节严重”的造谣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针对“流量变现”的灰色产业链（如“黑公关”“水军”），要通过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斩断谣言背后的利益链条。

例如，可规定“以侵害他人权益为目的的流量收益”应予以没收，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从经济源头上遏制造谣动机。

（二）网络平台要“守土尽责”，强化内容治理

微博等网络平台需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要求，对涉及死亡、突发事件的内容建立“快速审核+人工复核”机制；对已被警方辟谣的信息，要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链等措施；对多次违规的账号，应实施“阶梯式处罚”（如从禁言到永久封号），并向社会公开通报典型案例。

更重要的是，平台需改变“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减少对“争议性内容”的推荐权重，避免谣言因“流量激励”而反复传播。

（三）公众要“擦亮双眼”，提升媒介素养

网民需牢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先核实再转发”是最基本的素养。

面对“惊爆”“内幕”类信息，不妨多问几个“为什么”——消息源是否可靠？是否有官方通报佐证？是否符合常理逻辑？

同时，要警惕“情绪大于事实”的煽动性内容，拒绝成为谣言传播的“节点”。正如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对流量的盲目追捧，终将反噬我们共同的网络家园。

结语：让真相能够归位，让哀思有处安放

于某某的离去，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而谣言与阴谋论的泛滥，则是这场悲剧的“次生灾害”。

我们痛恨的不是“未知”，而是“恶意”；我们恐惧的不是“谣言”，而是“纵容”。当我们在键盘上敲下每一个字时，或许应铭记：屏幕前的每一句恶言，都可能成为刺向生者与逝者的利刃；每一次非理性的狂欢，都在消解社会的道德根基。唯有坚守法律底线、捍卫事实真相，才能让悲剧不再因谣言而被忽略，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传递善意与理性的公共领域。

愿法律之剑高悬、平台责任压实、公众理性觉醒，也只有这个时候，网络空间将会真正成为“传递善意、守护真相”的公共领域。

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坚强，更愿网络空间少一些“人血馒头”，多一些“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