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旅居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袁大成先生提出一个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轴心原则,社会主义经济应将社会福利最大化确立为根本取向。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我深表认同。他提出了一个经济运行“为谁服务”的灵魂拷问,我认为切中了当今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一个痛点。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少数人占有,生产的目的必然表现为资本增值。马克思曾揭示,资本借助雇佣劳动制度“追逐着无限的利润”,而这一过程在财富积累的另一极必然伴随着贫困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如果不在竞争中实现增值,就会被淘汰出局,这成为一条铁律。而公共服务一旦被纳入利润逻辑,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的资源配置便不再以“需要”为尺度,而以“支付能力”为尺度。当受股东利益支配的公司接管学校、医院、交通等所有人都需要的服务时,那些最需要服务的人反而失去了服务。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最大弊端在于:以资本为中心而非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非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这种逻辑思维主导,最终必然走向贫富差距加大与两极分化。
有人会说,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福利制度”。我的看法:这些“福利国家”的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其福利供给在根本上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当福利扩张触及资本利润的边界时,便会遭到“利润挤压”的反向约束。在这些国家,福利是资本逻辑框架内的修补,而非替代。
而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将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根本追求,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改变了经济运行的终极目标函数。当社会生产不再从属于少数人的资本增值,而是从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需要时,收入分配便不再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结构的“自发结果”,而可以成为自觉调节的对象。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才有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收入分配使全体人口的总福利趋于最大化;而在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度中,收入分配首先决定于财产所有权的分配,这种分配是一种“历史遗产”,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是天然排斥的。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财富规律上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力可以“做大蛋糕”,但其生产关系不可能“分好蛋糕”。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财富分配规律上的本质区别。“利润最大化”将人置于资本增值的手段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则将人的发展确立为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当然,资本逐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一种“存在”,但我认为,它不会也不能拥有不受约束的至上地位。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在,是会设置资本发展“红绿灯”的。“红绿灯”的作用,是规范和引导资本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让“逐利冲动”制度性地限定在与社会福利相容的边界之内。
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根本不同,不在于是否存在市场、是否存在资本,甚至不在于是否存在利润,而在于利润与社会福利何者居于支配地位。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起点和终点,社会福利至多是利润逻辑允许范围内的派生结果;社会主义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起点和终点,利润和资本从属于全体人民的需要,是可以被引导、规范和校正的手段。懂得了这一点,就弄清了什么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