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主动把自己主持中央全局的权力逐步交出来，推动党内形成了一套组织原则，这套原则历经时代变迁，一直沿用到今天。真实的历史进程，是在整风运动和中央机构调整当中一步步完成的，并不是某一次会议上的一次性交接。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受会议委托，代替博古，承担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此后几年，他和毛泽东配合，带领党和红军度过长征、抗战初期的重重难关。张闻天清楚自己更擅长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并不适合长期总揽全局的实际指挥工作，他尊重革命实践当中形成的领导核心，愿意把重心转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认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当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之后，权力的重心开始转移，政治局会议依旧由张闻天主持，但重大战略、人事议题，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主导、集体商议的决策格局。张闻天自己在笔记里记录，他选择逐步转移工作重心，不把持全局领导权。

往后几年，张闻天慢慢把精力转向理论宣传、干部教育，不再处理中央一线全局事务。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担任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在书记处会议上拥有最后决定权。这次机构调整，标志张闻天正式退出中央最高决策核心，不再负责全局工作，此后他主要负责中央宣传部、马列学院，埋头做理论研究和干部培养。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张闻天依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不再进入书记处，专注于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之中，党中央吸取之前的历史教训，过去党内出现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有不听中央号令的山头主义，给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为了防范这类问题再次出现，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到1945年党的七大，把这套组织原则正式写进新修订的党章，成为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内容。这条规矩，不是哪一个人临时定下，是党在多次挫折当中总结出来的组织制度，此后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党内组织生活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张闻天交出核心决策权，不是被迫的，是出于党的大局做出的选择。他不计较个人地位高低，退出最高核心之后，依旧踏踏实实地做理论教育。延安整风运动当中，他也做深刻的自我剖析，检讨自己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抗战胜利之后，他主动请求到东北去做地方工作，远离中央中枢，投身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地方建设。

旧时代的权力更迭，常常伴随着斗争与算计。但在延安这次领导格局调整当中，张闻天的选择，体现出共产党人不以个人权位为诉求，一切以革命大局为重的特质。“四个服从”这套制度的确立，目的就是从组织层面明确，党的权力属于整个党组织，不能依附于个人。

回望这段历史，张闻天的让权只是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党借着对过往经验的总结，把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的组织制度稳固下来。依靠这套组织规矩，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全党能够保持统一行动，为之后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打下坚实的组织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