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看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新城区,其实没什么特别。蓝色楼房带着蒙古包的造型,从荒原上拔地而起,再加上成吉思汗陵、灯光秀和巨大的骏马雕塑,有人觉得它像迪士尼。
它更像是建来给人看的,不太像是给人住的。
走近以后,那种别扭感会越来越明显。博物馆、体育场、商场都有,偏偏缺人。
说它完全是空城也不公平,低密度规划会把人分散开,按官方说法,这里也有十几万人在工作、上学和生活。可是和本世纪初规划的100万人比,差距仍然很大。
当年,这一带发现了相当于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和六分之一的煤炭储量,地方一下子富了起来,于是想建一个现代化的样板新区。最好的学校、医院都建好了,超市、百货商场和酒吧却没跟上。
头几年,一座按30倍人口设计的城,只住了大约3万人。
2010年前后,这座“空城”的照片在海外流传开来。有人拿它当“泡沫”的铁证,也有人说这是超前规划,在等未来涌入的人口。
现在回头看,两种说法各有几分道理,但都没说到最关键的地方。
最关键的是,这些半成品楼几乎都有主人,而且大部分主人从没打算搬进去住。鄂尔多斯也不是个例,偏远小城有这种情况,北京、上海、深圳也有,很多房子卖掉了,却一直空着。
2018年前后曾有调查估算,城镇住房里约五分之一、约6500万套处于空置状态。
我觉得,想弄明白“重走1998年老路”是什么意思,得从这里入手。房子空着本身不算大事,大事在于很多人买房并不是为了住。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C、I、G、NX这四个字母。C是消费,I是投资,比如厂房、机器和住房,G是政府支出,NX是净出口。
四项加起来就是GDP。这个公式把“增长”这样抽象的词拆成了几个具体的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说到底只有这四条路。
每个筐里的一块钱都是一块钱,但几个筐的分量并不一样。
早年的增长主要靠出口,“世界工厂”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出口是把双刃剑,它要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工资也就很难高起来。
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直靠低价和全世界竞争,也不该这样做。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早就开始往越南、孟加拉国这些地方转移。
接下来是投资。2011年,投资一度接近GDP的一半,新机场、火车站、写字楼大量出现。
投资也有天花板。修路、架桥、建港口,一开始见效快、回报高,可这类好项目总会做完,后面剩下的项目风险更高、收益更低。
政府支出则受税收和债务的约束。
最后只剩消费。消费驱动是经济发展走到后期的形态,意味着劳动者受过良好教育、生产效率高,也有底气花掉辛苦挣来的钱。
想真正富起来,就得让大家从“存钱”慢慢转向“花钱”。
这一点可能有人想不到。我们的消费总量很大,主要是因为人口基数大,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并不多。
按一些研究的口径,居民消费只占GDP的40%左右,也明显低于日本和德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完善,很多家庭习惯给自己多存一点,花钱就格外谨慎。
大家不是不花钱,钱都花在了一样不算“消费”的东西上,那就是房子。
住房自有率接近90%,发达国家大多在60%多。更少见的是,新买房的人里很多已经有房。
以2018年为例,新购房者中69.2%至少已经有一套住房。一个人有两三套房,那些房子又由谁来住?
答案是没人住。
这股买房热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先是允许职工以较大折扣买下自己住的公房,本意是一种福利。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购房向全社会放开,又有较低的利率支撑。房价随后二十年里几乎只跌过一次,股市却波动很大。
投资渠道有限,房子在很多人眼里就成了最稳当的选择。
时间线正好落在1998年。那年7月3日,国务院印发国发〔1998〕23号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提出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同时取消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限制。
我的看法是,后来二十多年的实际走向,比当初的设计更偏向商品房,也更偏向金融属性。“重走老路”,不是要再涨一轮,而是回到那张设计图上:保障的部分由保障来管,市场的部分交给市场。
除了理财上的考虑,还有很现实的原因。很多地方把“有房”看成结婚的前提。
长期的性别比失衡让这种压力更大,有研究发现,性别比越失衡的城市房价越高,估计约30%的新房销售与此有关。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房价被推得很高。2020年前后,在深圳、北京、上海,要攒30年的平均收入才买得起一套房。
大部分房子在开工前就已售出,开发商在线上搞声势很大的开盘活动,几千套房几分钟就卖光,有的城市还要摇号,中签后几个小时内就得交首付。
这些都是投机市场的典型表现,背后的假设是房价只会上涨。
人口结构却不支持这个假设。有研究预测,2020年至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可能增加约1.2亿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传统购房主力群体的年龄结构和住房需求也将发生变化。
买房主力是20到50岁的人,而这正是接下来会减少的群体。老年人多了,对住房的需求也会跟着变。
十多年前,还可以说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新市民足以抵消老龄化的影响。城镇化率超过60%以后,新进城人口的增速明显放缓,进城的人年龄也在变大,供需关系迟早要重新平衡。
这些趋势已经出现在数据里。
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2788亿元,下降17.2%;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约8.81亿平方米,下降8.7%;销售额约8.39万亿元,下降12.6%;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约7.66亿平方米,仍增长1.6%。
房地产为什么这么重要?它直接贡献约13%的GDP,把建筑、家电、家具、中介等上下游都算进去,比重接近20%-30%。
大银行对房贷的依赖也很深。有估计认为,房地产活动下降20%,可能让GDP下降5%到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估算过,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长率短期内约下降0.23个百分点。
不过也不必过度悲观。不少专家认为急速崩盘并非必然,理由也比较扎实。
全国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下限为:首套房不低于20%,二套房不低于30%。这和2008年美国的次贷完全不同。购房资格审核一直很严,很多人买房是靠全家凑钱。
多年来不断有人预言崩盘,结果一次次落空。
但不崩盘不等于没有代价。居民的钱就那么多,压在空置的第三套房上,就没有流向更有产出的地方。
银行看重房产抵押,企业的资金也就很难更多地投向创新、制造和贸易。
地方财政也和房地产绑在一起。1994年以后,地方承担了更多公共服务支出,大部分税收则上交中央,土地成了地方手里最重要的资源,于是出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用土地撬动融资。
2008年之后,这类平台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房价如果跌得太快,地方受到的冲击不比业主小。
2020年疫情刚暴发时,很多人担心楼市会就此转向。头几个月确实不好过,但到2020年6月,房价反而上涨3.16%,一家大型开发商还把年度销售目标上调了23%。
之后几年,行业进入深度调整,“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问题集中暴露了出来。
2026年8月28日,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继续预售的,单体建筑要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部存入监管账户;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并推行“交房即交证”。
主管部门答记者问时提到,二手房交易总量已全面超过新房,市场进入存量时代,恒大地产破产清算正是“三高”模式弊端的证明。
在我看来,这就是1998年的“回声”。当年换掉的是分房制度,这次换的是预售为主、快速周转的销售制度。
规则一换,市场必然要经历一段磨合。
有人会说,住房政策的规律大家都懂,办法也是现成的。我同意,但办法落地需要时间,从预售到现房,从增量到存量,每一步都牵涉到开发商、银行、地方财政和普通家庭。
所以要有的心理准备其实很简单:别再指望闭眼买房就能赚钱,也不用被“崩盘论”吓住。自住的人按需求和收入来,不必追涨杀跌;想投资的人要看清,房子正在回到它本来的样子,它首先是用来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