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关键技术追踪”项目,用高影响力科研论文的产出份额来衡量各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上的位置。
据观察者网2024年8月报道,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统计区间里,美国领先其中60项,约占94%;中国只领先3项,约占5%。到了最新统计区间,中国在57项上排名全球第一。
这组数字衡量的是科研产出,并不直接等于产业能力。实验室里的领先能否变成工厂里的产品,取决于另一套机制。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与西北新闻网的一项联合调查,记录了一个具体案例。
全钒液流电池诞生于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2006年起,二十多名科学家发现,一种特殊的酸与电解液配方可以储存异常多的能量,而且不易衰减。
研发花了六年时间,用掉数百万美元纳税人资金。按照美国的做法,专利归实验室和政府所有,再由能源部授权给愿意尝试商业化的科学家和企业。
实验室研究人员自认,他们的团队在美国乃至全球都处于前列。
这种电池大约有一台冰箱那么大,可以反复充放电长达30年,电量足以供一座住宅使用。2011年,奥巴马在克利夫兰演讲时专门提到“钒氧化还原”技术。2012年,他在国情咨文中呼吁企业把就业带回美国。
同年,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振国带着许可离开实验室,在华盛顿州穆基尔蒂奥创办了优尼能源技术公司。据他说,他几乎问遍了各大投资银行,没有一家愿意投资电池。
于是他转向一位中国商人以及融科储能及其母公司。对方出资,并协助生产。
按前员工克里斯·霍华德的说法,一开始转移的只是部分零部件,最终整个生产流程都转到了“中国的姐妹公司”。2017年,优尼能源正式授予融科分许可。
问题在于,杨振国拿到的原始许可第6页写明,电池必须在美国销售,并且必须“实质性地”在美国制造。杨振国承认没有做到:他的电池主要在中国销售,在美国卖出的也大多在中国制造。
他说,能源部这些年从未提出异议。2019年,美国工程师被告知要轮流赴融科工作,每次四个月,理由是中国政府有项目可以提供资金支持。
后来优尼能源再次陷入财务困境,杨振国把许可转给了总部在荷兰的Vanadis公司。按规定,这类转让需要美国政府批准。
能源部的邮件显示,从企业高管发信到获得确认,只用了一个半小时。而Vanadis自己的网站就写明,计划在中国生产。
调查的结论是,这项技术并不是被中国企业窃取的,而是美国能源部违反自身许可规定“给出去的”。这项技术让美国纳税人花了1500万美元。
仓库如今已经关闭,员工全部被裁。在调查人员提交了详细的时间线问题之后,能源部终止了对中国公司的许可,并启动内部审查。
这个案例暴露了几个环节的问题:
资本:美国投资者不愿投资电池,中国方面愿意出资。
产业政策:杨振国认为,中国当时更积极地鼓励电池生产,并且在这一领域的制造和工程上领先美国。这是他个人的看法。
监管:能源部承认,许可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企业的“善意披露”。早在2018年,美国政府问责局就发现,能源部缺乏监管许可的资源,计算机系统陈旧,各实验室之间也没有统一的政策。
结果是,行业贸易报告把融科列为全球第一大全钒液流电池制造商。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即将投运的一座全球最大规模之一的储能电站,全部由全钒液流电池构成。一直申请在美国生产这种电池的永恒能源公司坦言,到了这个阶段,任何美国公司都很难追赶上来。
从94%对5%到中国在57项领先,论文数据反映的是科研重心的转移。全钒液流电池的案例则说明,产业竞争还取决于资本是否愿意投入、政策是否持续支持、规则是否真正得到执行。美国并不缺少原创研究,它在这个案例中失去的,是把研究变成产业的那一段。
当然,这只是单一行业的一个案例,不能据此推断所有领域的情况。在半导体等领域,美国目前仍保持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