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这个年份又被印度外长苏杰生搬了出来。这一回是在印度斯坦时报主办的领导力峰会上,话题是中印之间的经济落差。
他的意思大致是:拉吉夫·甘地那年去北京的时候,两国经济块头相差无几,中国随后在八十年代全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印度没能跟上这一波;九十年代虽然补了些课,但改革时断时续,也没有铺开到各个领域。
这番话传开以后,印度国内吵成了一片。有人说外长说了大实话,有人说他是在借古讽今、敲打当年执政的国大党。
不管怎么解读,一位现任外长当众承认本国在工业化上掉了队,这个分量不轻。苏杰生心里那份遗憾,究竟遗憾在哪儿?
先看看1988年的账本。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那一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3100亿美元,印度大约2970亿美元,两家只差了一点点。
要是按人头平均,印度当时甚至还略高一些。所以苏杰生说差不多,一点也不夸张。
那一年的12月,拉吉夫·甘地踏上了访华之路。这是1954年尼赫鲁访华之后,印度总理时隔34年再次正式访问中国。
两国关系从那时起慢慢回暖,边境问题也开始坐下来谈。可在经济上,两个起点相近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轨道。
中国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十年。农村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粮食多了,富余的劳动力从地里走出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沿海的经济特区把外资和加工订单源源不断地引进来;修路、建电站、办学校,一样接着一样。
目标非常明确:让农民进工厂,让产品出港口。
印度那边,还是许可证说了算。开一家工厂要过一道道审批,想扩大产能得等政府批文,进口一台设备也要层层申请,印度人自己管这叫许可证统治。
拉吉夫·甘地确实松了松绑,电信、计算机这些新行业有了点起色,可整个管制框架没有动筋骨。到八十年代末,印度制造业仍然受到大量行政审批和产业管制。企业想扩大生产、增加投资、进口设备,都可能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拉吉夫·甘地虽然进行过一些放松管制的尝试,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原有制度。
真正逼着印度动手的,是1991年那场危机。外汇储备掉到只够撑几周进口,国家差点付不起账单,政府这才咬牙改革:关税降了,外资放进来了,大部分工业许可证废掉了。
这一改,印度经济确实跑快了,软件外包、信息技术服务一飞冲天,班加罗尔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办公室。
可这场改革改得并不彻底。贸易、投资、行业准入放开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块硬骨头却迟迟没人去啃。
按照印度过去的《工业争议法》,部分达到100名工人门槛的工业企业,在裁员、关闭等事项上需要事先获得政府批准。
这让不少企业担心,规模一旦做大,调整人员就会变得困难。2020年通过的新《工业关系法典》将相关规定的适用门槛提高到300人,直到2025年11月21日才正式生效。印度劳动制度改革,前后拖了多年。
制造业起不来,后果一路传导。印度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几十年来一直在15%上下打转,近些年还往下掉了一点。
2014年,印度政府喊出了印度制造的口号,要把制造业比重拉到25%。后来又拿出大笔补贴,吸引手机组装厂落户,苹果手机的组装线也确实搬过去了一部分。
可是芯片、精密零件、化工原料这些关键东西,还得大量从中国买。
这背后还有一笔隐性成本。工厂规模小,就很难采购先进设备,很难建立质量体系,也很难跟国际大品牌签下大额订单。
全球的大采购商挑供应商,看重的是能不能稳定地大批量交货,印度很多小厂在这一关就被刷了下来。订单拿不到,工厂长不大;工厂长不大,又拿不到订单,形成了一个怎么也跳不出的圈。
把账算到眼下,两边已经拉开了好几个身位。按经济总量算,中国大约是印度的5倍,比制造业的话,距离还要再远得多。
印度每年跟中国做买卖都是逆差,而且越滚越大,2024到2025财年已经接近1000亿美元。印度的手机厂、制药厂、机械厂开工,很多零件和原料都要从中国进货。
人口这一项,印度倒是走到了前面。按照联合国的估计,印度人口在2023年就超过了中国,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可人多不等于产业工人多。正规工厂提供的岗位远远不够,大批年轻人只能留在农村种地,或者在城里打零工、摆小摊。
人口红利喊了二十多年,很多印度学者自己都在问,红利到底在哪儿?
这就引出了更深一层的问题:毛病大家都看得见,为什么就是治不好?
更让印度年轻人焦虑的是就业。每年有上千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可服务业吸纳的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人,农村出来的普通青年,能找到的往往是没有合同、没有保障的零工。
一些邦为了几百个政府岗位,能收到上百万份申请,这样的新闻在印度早已不算稀奇。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土地征用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握在各个邦手里,中央想推一项全国性的改革,得跟几十个邦一一协调。动土地,农民和地主不答应;动劳动法,工会和左翼政党不答应。
每一项改革背后,都站着一大片选票。
2020年的农业改革就是个典型例子。那年9月,印度议会通过了三部农业法案,想让农产品买卖更加市场化。
法案一出,北方各邦的农民涌到首都郊外扎营抗议,一闹就是一年。到了2021年11月,政府宣布把三部法案全部撤回。
一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就这样无疾而终。
类似的故事在印度反复出现。看得最清楚的人往往身居要职,道理也讲得头头是道,可一碰到要真刀真枪动利益的时候,选举的算计、各邦的讨价还价、利益团体的反弹一层压着一层,改革便寸步难行。
苏杰生对病因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至于谁来主刀、怎么下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走过的路,其实也并不轻松。八十年代的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体制僵化,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得吓人。
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选择了直面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先在小范围试,试成了再推开;哪里卡住了,就在哪里改。土地经营方式不适应发展需要,就调整;劳动力被困在农村,就放开流动;基础设施跟不上,就集中力量修。
几十年持续投入,换来了今天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港口的吞吐能力也排在世界前列。工厂建起来了,路也通了,电也够用了,物流成本降下来了,制造业才有了扎根生长的土壤。
印度这些年也在大修基础设施,可停电、堵车、港口效率低的问题仍然时常困扰着投资者。
教育也是一笔绕不开的账。中国很早就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几亿劳动者识字、会算账、看得懂图纸,正好接住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印度的顶尖理工学院培养出了大批精英,硅谷不少科技公司的掌门人都是印度裔,可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短板,让大量普通劳动者很难进入现代工厂。
当然,看待苏杰生的这番话,也要放在印度国内政治里看。他是现任政府的重要阁员,把错过机遇的时间点放在国大党执政的八十年代,难免有点政治上的考量。
可话说回来,印度工业化不足的毛病跨越了好几届政府,现任政府定下的制造业目标,到现在同样没有实现。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邻居愿意正视差距,算不上坏消息,反倒可能是合作的起点。2024年10月,中印就边境有关问题谈出了解决办法,此后两国关系一步步回暖,一些中断的交流渠道陆续恢复。
印度要把工厂办起来,离不开稳定的零部件来源,也需要资金和技术;在电子、新能源、基建这些行当,中国企业正好拿得出手。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彼此尊重、多做生意、少设门槛,谁都能从中得到实惠。
1988年那班车,印度确实错过了。可真正让人惋惜的,并不在于错过了哪一班,而在于如果病根看得清、刀却动不了,下一班车来了,照样未必赶得上。
对我们来说,这段历史同样是一面镜子:发展从来没有一劳永逸,敢于直面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步一步把堵点打通,才是一个大国保持活力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