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在陕西富平县接受改编。这支部队被授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的番号。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129师下辖两个旅，一个是红4军改编的385旅，另一个是红31军改编的386旅。
两个旅的干部战士大多来自鄂豫皖苏区，许多人一起走过长征。改编之后，它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386旅后来在华北前线打出了威名，日军在战车上写下“专打386旅”的标语。385旅的留守部队却渐渐从正面战场的中淡出。这道岔路在改编后的第一道命令就决定了两支部队各自的去向。
部队改编一完成，八路军总部就下达了东进抗日的部署。386旅全旅由旅长陈赓带领，随师部东渡黄河，直插山西敌后。385旅接到的任务不一样。385旅旅部率第770团留守陕甘宁边区，负责保卫党中央。全旅只抽出第769团，由团长陈锡联带着，跟师部出发。
这样一来，385旅约七成的兵力被留在了后方。386旅整建制冲向火线，385旅的主力却留在黄河西边驻防。两支部队能得到的作战平台，从一开始就差了一大截。
两个旅的指挥员配备，又让这种差别变得更明显。386旅的旅长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年在上海做过中央特科工作，当过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副旅长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里出名的猛将，1938年6月他调往冀南组建东进纵队，同年8月由许世友接任副旅长。
参谋长李聚奎在长征时当过红一师师长。这几个人都擅长在变化快的战场上抓机会，敢做冒险的决定。
385旅的班子是另一种安排。旅长王宏坤也出自红四方面军，他指挥风格沉稳。副旅长王维舟早年领导过川东武装起义，军事经验丰富，此时负责陇东的军政全盘工作。参谋长耿飚改编前长期在前线带兵，留守385旅后才转入后方守备。
这个领导班子要做的不是野战歼敌，而是守备边区、清剿土匪、组织生产。指挥员的选配把两个旅的路线基本锁定了。一个偏向进攻与机动，一个立足防守与稳固。
386旅过黄河不久，就用一种新的打法让日军吃了苦头。1937年10月，日军第20师团沿正太铁路向西进攻，娘子关方向的国民党守军压力很大。陈赓命令第772团到平定县七亘村一带找机会设伏。
10月26日，日军一支辎重部队进了伏击圈。772团突然开火，打死打伤日军三百多人，缴获骡马三百多匹和一批军需品。
按伏击战的常理，同一个地点打过一次就不能再用了。陈赓判断日军指挥官不会想到八路军敢在原地打第二次。他让部队撤出不远，两天之后的10月28日，又在七亘村布下埋伏。日军果然派兵前来收容尸体和加强警戒，再一次进入伏击圈。这一回又毙伤日军一百多人。
两次伏击共消灭四百多名敌人，386旅自己伤亡数十人。刘伯承把这种战法总结命名为“重叠待伏”，陈赓是现场指挥员。这一战法后来写进了八路军的战术教材。
386旅在七亘村打伏击的同时，385旅的769团也在代县一带寻找战机。团长陈锡联带着部队来到滹沱河北岸，发现阳明堡有一座日军野战机场。机场里的飞机频繁起飞，去轰炸忻口前线的国民党军阵地。
陈锡联派侦察员摸清了机场的兵力配属和哨位。10月19日夜间，第3营营长赵崇德带着两个连涉过滹沱河，悄悄摸进了机场。战士们靠近停机坪，把集束手榴弹塞进飞机座舱。二十四架飞机一架接一架炸毁，火光照亮了夜空。日军守备部队马上拼命射击，赵崇德在掩护撤退时中弹牺牲，那时他只有二十二岁。
这场夜袭共歼灭日军守备队一百多人，769团伤亡三十多人。消息传回师部，刘伯承连声称赞。蒋介石也发来嘉奖令，奖励大洋两万元。这是129师开赴抗日前线后的第一场大捷。
这次战功属于769团一个团。留守陇东的385旅旅部和第770团，这时还在千里之外的陕甘宁边区，那里听不见前线的枪炮声。
1938年6月，769团与独立团等部合编，组建了新385旅，由陈锡联任旅长。这支部队长期在冀南、太行前线作战，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和百团大战等大量战斗。385旅这个番号下，其实有两支队伍在同时履行使命。一支守在后方，一支冲在前线。
386旅的伏击战接连取得胜利。1938年3月，386旅在潞城县神头岭设伏，毙伤日军约一千五百人。同一个月月底，陈赓又配合徐向前在涉县响堂铺打了一场伏击，烧掉日军汽车一百八十辆。缴获的步枪、机枪、迫击炮马上发到部队里。
这一年，苏精诚调任386旅政治部主任，1939年在山西韩壁战斗中牺牲。日军在晋东南接连吃亏，对386旅极为忌惮，在自己战车上写下“专打386旅”几个字。这行标语是敌人对386旅的另一种承认。386旅一边作战一边用缴获补充自己，装备越来越好，老兵的作战经验越来越丰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386旅的将领们继续在前线指挥战斗。许世友1940年从386旅副旅长任上调往山东，担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王建安1939年赴山东，后来担任鲁中军区司令员。385旅留守部队长期留在边区，接着担负守备、剿匪和生产的任务。
1941年以后，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封锁，经济上来到最困难的时期，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生产运动。留守385旅的官兵在陇东凤川一带开荒耕种，种出了粮食和蔬菜。前面在作战，后面在种地。这些留守部队不是不想上前线，是八路军总部的战略布局要他们固定在后方当一块压舱石。这块石头要是抽掉，陕甘宁边区就可能晃动。
1943年10月，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率第16团赴延安途中，在山西洪洞县韩略村设伏，全歼了日军一个“战地参观团”。这个观战团总人数一百八十余人，其中被击毙的军官有一百二十多人。
这一仗没有等上级的命令，是王近山自己根据战场形势下的决心。主席知道以后，公开评价说：“太岳有个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王近山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漂亮仗！”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军衔。名单显示，386旅走出了大将陈赓，上将陈再道、许世友、王新亭，还有谢富治等出自该旅体系的上将。李聚奎1958年被补授上将军衔。
385旅有王宏坤和陈锡联两人被授予上将军衔。王维舟、耿飚因转地方工作或外交战线，没有参加授衔。两边将领数量差这么多，是十几年仗打下来的积累。
386旅一直在前线，有仗打，有战功，有缴获，晋升通道更宽。385旅守着后方，任务同样重要，可获取战功的机会少得多。
没有385旅在后方守住陕甘宁边区的安全，386旅在前方也难放手作战。分工不同，责任一样。这份授衔名单只是照实记录了两支队伍的战史。一个在火线上打出满门将领，一个在寂静中护住了中枢，它们拼起来才是129师完整的抗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