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这也意味着全民族抗战终于突破了最后一把来自内部的枷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番号改变，背后却经历了漫长的争执、谈判，甚至是军事对抗。

当然，对比起来自于外部的压力，红军内部的转变则更为艰难。比如刚上任129师769团团长的陈锡联，在率部进入晋东北抗战前，就曾特意找到徐向前，抱怨过两个“难以接受”的问题：

第一、将红军的番号、帽徽改成国民党的，感情上接受不了。

第二、八路军改编，很多干部层层下放，原来的红军军长、师长，明明能带一个军、一个师作战，现在却只能带一个团、一个营，有些人觉得委屈。

陈锡联是直肠子，徐向前对他又有救命之恩，跟自己的老首长谈心自然敢讲真话。况且陈锡联反映的这两个问题，也都不是个人问题。不想“改名换帽”是替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发声，提起“职务降级”则是给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要个说法。

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115和120师在人员配置方面没有大改动，这两个师的干部虽然也是降级使用，但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安排。只有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来的129师，干部任用普遍存在多降级、多副职的状况，比如李先念原来是军政委，竟然连降六级成了营长。

包括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得到的任命也仅是副师长。

老部队为什么不能由老首长来带？怎么红四方面军改编成一个师，师长还是来自一方面军的刘伯承？这些个问题不仅当时22岁的陈锡联想不通，很多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想不通。

那么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旗帜人物，由徐向前担任129师师长，是否真的更加合适？

其实在八路军改编的问题上，129师的情况确实要比另外2个师复杂。首先从部队构成方面来看：

115师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陕南74师组成，全师共15000人；

120师由红二方面军、陕北红军27、28军及独立第1师、第2师组成，全师共14000人；

129师由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及陕北第29军、第30军、独立师所辖的4个团组成，全师共13000人。

这组数据一对比，就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129师的底子虽然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但也补充了相当一部分的陕北红军。

第二、八路军3个师中，129师兵力最少。且名义上隶属于129师的这13000人中，原陕北的部队，加上由红四方面军主力12师改编的770团，都被抽调留守陕甘宁根据地，129师真正的机动兵力只有9100余人，仅为115师和120师的三分之二。

当年长征懋功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总兵力达到8万余人，远高于红一、二方面军的1万余人。但等到改编八路军的时候，这支曾经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方面军，却到了需要补充陕北红军才能编组成师的尴尬地步。

草地分兵后，红四方面军南下成都失利，兵力锐减二分之一。之后又是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与马家军血战河西走廊，主力红9军、红30军，包括由一方面军合编过去的红5军都伤筋动骨。

底子损耗太大，是129师改编的根本难题。

红四方面军如果单独成师，徐向前担任师长顺理成章，没有任何异议。但实际上129师是一支合编而来的部队，那么由作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显然也是合理的配置。

另一方面来讲，宁夏战役前红四方面军就被分为了两个部分：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5、9、30三个军负责西渡黄河作战，另外的红4、31两个军则配合红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并作为预备队。

后来宁夏战役进攻受阻，上级下达“派兵增援西路军”的命令，南线预备队被改编为援西军，以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由陕西淳化、三原出发，日夜兼程赶赴河西走廊。

也就是说从援西军成立的1937年2月起，一直到到八路军成立的1937年8月，这半年时间内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1军，也就是后来组成129师主体的这两个军，实际一直都是刘伯承在指挥。

反复的临战换将是兵家大忌，129师如果改由徐向前担任师长，一是指挥班子需要大改动，二是部队战略战术要重新适应，时间来不及。相反如果延续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这套组合，再加上回归的徐向前担任副师长，不仅稳定，而且强强联合。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伯承的锐利，加上徐向前的沉稳，也是129师在抗日战争中战绩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按照红军的老传统，部队一般都是不倾向于满编，而是习惯于多设番号，空出编制，比如把一个团编成一个师，把一个师编成一个军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壮声势，迷惑敌人，同时也能边打边补，一场战斗下部队反而越打越多。

改编八路军，以红军当时的干部储备、地方兵员储备，多编几个师的番号也是绰绰有余的。而事实上红军一开始是这么想，并且也是这么做的。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紧接着1937年的2月中旬，红军代表就奔赴西安，就部队改编的问题展开谈判。当时红军和国民党方面，分别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红军的方案是：

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4个军、12个师、36个旅。4个军的军长分别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

国民党的方案是：

红军只能编2个师、8个团，且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8个团共编15000人。2个师直属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红军指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

一面是4个军，一面是2个师，差距太大，根本谈不拢。但为了尽早奔赴前线抗日，红军做出了第一次让步：

将原来的4个军12个师改为4个师12旅，共计7万人。红军三大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师，其下的军编为旅，师编为团，并以陕北红军的27、28、29、30、31军五部共5000人，连同地方武装，编为第4个师。4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

也就是说在红军自主提出的两个方案中，无论是军长还是师长，一直都是固定的4个人选：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

但因为宁夏战役进展不顺利，抗日战争又迫在眉睫。所以在1937年3月，红军被迫做出最一次让步：提出将红军编为三个师，如果此方案再不通过，红军将单方面向外部公布改编结果，并独立进行抗日。

1937年3月8日，谈判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所以从整个谈判过程来看，徐向前的名额是最后关头才被拿下了的，而且是在外部重重压力下被迫做出的无奈之举。

不过对于和刘伯承搭档，徐向前倒是非常欣慰，他曾在回忆录中提到：

“我和刘伯承同志在长征期间相处，对他有所了解。他为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熟思断行，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都相当强。再次与他共事，我是很高兴的。”

据说后来129师政委张浩因病前往后方休养后，刘伯承曾主动向上级提出两种方案：

一、自己仍然任师长，以副师长徐向前接任政委；

二、自己改任政委，副师长徐向前接任师长。

不过这两个方案最终都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对于毛主席来说，抗日战争打开局面后，再将刘伯承和徐向前这两员“大帅”放在129师这一个篮子里，显然有些浪费人才，应该要寻找一种更合理的搭配方式。

对于徐向前的任用，毛主席一直保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多用，一个是大用。

“多用”是指不单纯只负责军事指挥。

八路军成立后，115师和120师先赴山西抗战，120师暂不出动，留下来保卫陕甘宁边区，并由刘伯承负责整军备战。而作为129师的副师长，徐向前在八路军改编后并没有立即回到部队，而是被安排去了山西参加统战工作。

这个人事任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因为当时八路军要前往山西抗战，就必须配合阎锡山的晋绥军作战，需要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中间人来协调。徐向前本身是山西人，与阎锡山同乡，又在他办的太原师范读过书，晋军中有些熟人，再加上黄埔一期这重身份的加持，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也正因为重任在肩，129师的整训、誓师出征等活动徐向前都没有参加。直到129师开赴山西，徐向前才接到总部急调，让他率领已活动至五台地区的769团归建129师。这样，徐向前才结束了“游说”生涯，率部归建。

“大用”则是指名义上担任副师长，实际作为“一把手”负责独当一面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徐向前就开始脱离129师主力，独领一部在和顺县西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守榆社的汤恩伯部击敌。开辟晋东南根据地。1938年4月，徐向前又率领129师和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南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毛主席非常清楚徐向前的能力，能打仗，能练兵，建设根据地也是一把好手，所以从不将他局限在129师的指挥体系内，而是放任徐向前独自领兵，去独当一面。而事实证明徐向前无论到哪，都能迅速打开局面，所部所创造的战绩，丝毫不逊色于八路军其他主力。

日军占领平津后，迅即沿津浦路南下，直逼山东。国军第三路军指挥韩复榘畏敌如虎，丧魂失魄，竟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致使山东全境沦入敌手。为了稳住山东抗日根据地，毛主席再度想到徐向前，命令他火速奔赴山东，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冀鲁边各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

当《大众日报》上刊登徐向前的就职通电后，引起了全国军界、政界和舆论界的重视。在以后的数年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当时在山东，有三支八路军体系下的主力作战部队：

一、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委，辖八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及胶东地区，兵力约40000余人

二、由115师343旅、129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控制着津南、鲁西北的十五个县份，兵力共20000余人

三、115师师部及685团，由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1939年春进入鲁西平原，与湖西地方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抗日支队，战斗在泰西、运西地区，兵力约8000人。

这三支部队中，山东纵队人数最多，但也是唯一白手起家的地方部队，成立时间短，战斗经验少，干部缺，装备差。所以徐向前赴任后的第一站，就是带着160多名干部首先到了山东纵队，帮助他们统一建制，健全领导机构，并应对日军发动的“大扫荡”。

3个月后，经毛主席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

这个时期的徐向前，手下总兵力高达7万人左右。不过因为部队过于分散，陈光、杨得志、肖华所部距离较远，又能同总部直接联系，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徐向前的职责就是直接指挥山东纵队，并总揽全局，协调指挥其余山东各部。

在徐向前、罗荣桓、朱瑞等人的指挥下，山东部队发展迅猛。短短一年时间，在日军反复扫荡、围攻之下，山东八路军规模不降反增，从8万余人增加到15万人，几乎翻番。更为可贵的是，山东根据地在徐向前的建设下，逐渐成长为我军最为稳固、最靠近前线的大后方，为抗日战争，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补给，可谓意义重大。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余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20000人、伪军25000余人，击落敌机3架、兵舰1艘、汽艇7只，摧毁敌人据点、铁路、公路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徐、朱、罗等人在山东的辉煌战果，毛主席也是大为赞扬：

“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成绩。

后来1940年6月“七大”召开，毛主席也是首先想到徐向前，让他务必赶回延安参加会议。而这一行，也成为了徐向前军旅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

徐向前回到延安不久后，毛主席就找到他，说为了充实山东的指挥力量，决定再调一批干部过去，让徐向前去送行，并给他们介绍具体情况，指导一下工作。结果人群刚走到延安南门外的一条山路上，徐向前面前的一匹马突然受惊，一阵狂跳，踢到他左腿上，直接导致胫骨骨折。

这一下，害得徐向前在医院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当时医疗条件差，营养缺乏，又发烧又便秘的，来回折腾，弄得身体虚弱不堪，伤部愈合困难。徐向前心中想着部队，又担心抗日事业，心中越发苦闷，只能利用一些空余时间总结抗战经验，传到前线部队，指导他们作战。

因为这场意外，山东的工作由罗荣桓接手。后来徐向前虽然康复，但也不适合长途跋涉再去山东。1942年5月，毛主席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值得一提是，联防军是在120师的基础上成立的，所以当时徐向前也创造了两个记录。一方面，他是唯一一位指挥过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的元帅；另一方面，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徐向前指挥过的部队总数高达十多万，这在整个八路军中都是少见的。

不过相比于129师和山东纵队，担负保卫后方任务的联防军，军事任务其实并不多，相反大多都是生产建设的任务。可能也是觉得徐向前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后来毛主席又找他谈话，让他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抗大的，他曾在这所军校的开学典礼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黄埔军校，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抗大就是要继承黄埔的革命精神，完成黄埔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也正因为重视，抗大的校长人选一直都是由“军事能力出众”的高级将领担任，比如林彪、刘伯承就分别担任过抗大的正副校长。毛主席让徐向前继任抗大校长，也是因为论资历、威望、能力，当时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当时的抗大学员里不乏性格十足的名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敢顶撞上级”的韩先楚。像这样的猛将，要让他安安静静沉下心来学习军事理论，也只有曾经的总指挥徐向前能镇得住。

不过徐向前本人的性格是比较内敛的，不善于交际，让他办军校反而有些为难，所以他也曾跟主席反映说：

“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

但毛主席则是充分信任他，说到：

“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选择是对的。在徐向前恩威并施，以学养战的思路下，抗大在抗日战争最严峻的形势下，以最短的时间培养出了最出色的军事人才。从这所军校走出的学生，逐渐成为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主干力量。

常有说法称，徐向前在抗日战争中并未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129师副师长的职务限制了他。但其实细数徐向前在这几年间的履历，从山西、冀南，到山东、延安，从统战、领兵，到建设根据地、搞生产、办军校，徐向前的任务最为繁重，完成的也最为出色。

正是毛主席的知人善任，造就了徐向前军旅生涯的超凡成就，也为后来新生的共和国培养了一位的英雄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