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人科学家中，陈树柏是一个背景和经历都比较特殊的人。他的父亲是陈济棠。陈济棠是原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南天王”、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任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官拜陆军上将。

1979年，思乡心切的他收到了大陆有关部门的邀请函，但他却顾虑重重，他试探性地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点，其中一点：“能否既往不咎？”对此，邓小平回信：“希望他解除顾虑，早日启程。”

陈树柏籍贯广西省防城县，1929年10月出生，他是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陆军一级上将陈济棠的儿子。

年轻时，他曾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是该校第22期学员。

1948年毕业时，他年仅19岁，被任命为连长，并率兵开赴海南岛。

1950年，他随军退守台湾，去到了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

1951年，来到美国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进入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炮科学习。1955年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57年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回到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这里做了三年的讲师。

1957年和1962年，分别获得伊利诺斯大学电机工程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之后，他到圣克拉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系任副教授。1968年他升任教授时，年仅38岁，是该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也是该校唯一的华人教授。第二年，他又受聘出任系主任，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

1979年，陈树柏被选为全校最杰出的教授，也是全校薪水待遇最高的教授。

当然，在学术上，他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成就也使得他成为了世界电子学界的名人，并获得美国总统“特别科学奖”。

1983年，他被选为世界性的电子工程学会会员。他的名字和事迹也被收入《美国名人录》《国际学人传记大辞典》和《世界名人录》中。

陈树柏虽然身在美国，心中却十分挂念祖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回家。

直到1979年，大陆有关部门两次向他发出邀请函，他想到自己在大陆的经历，担心共产党不会原谅他。

因为父亲的背景，和他曾经在海南岛和共产党打过仗，这让他一直迈不过心里这个坎。所以，他犹豫了很久。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给美国务院写信，询问如果访华的话是否安全。对方给出回应，你是美国公民，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之后，陈树柏给邓小平写信试探，提出了三点疑问：一是否能受到一定礼遇；二是能否既往不咎；三是能否可以在中国讲学。

钱三强

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钱三强转告他邓小平的回复：“热烈欢迎你回国讲学，希望他解除顾虑，早日启程。”

陈树柏这才放心准备回国，1980年7月，他乘坐飞机到达了北京。

第一次见面，邓小平主动问道：“我是称呼你教授吗？还是陈博士？”“叫我陈树柏好了。”邓小平坚持说，这并不是客气，是要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

陈树柏才说到在美国称呼教授更敬重一点。邓小平这才说道：“那我就称呼你陈教授吧！”

紧接着，邓小平接下来的话让陈树柏既意外又感动。其实，对于自己的父亲，陈树柏很是担心有什么不好的言论。但邓小平的直率却让他顿时打消了这个顾虑。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令尊治粤8年，建树颇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陈树柏听后感动不已，因为他从来都想不到共产党会对父亲有这么高的评价，他听到的只是很多人对父亲的抨击。所以，邓小平的话也让他很是意外。

但陈济棠对广东的功绩是众所周知的。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着手整顿经济，发展实业，让广东变成了现代大城市。

他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他支持并修建了粤汉铁路建设，使这条始兴于清末、历经数十载波折的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大动脉，在1936年全线修通。

在公路建设方面，也同样取得了成就，1933年建成广东第一条公路干线——广汕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跃居全国第一。

当然，他还非常支持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于是，他增设了大批职业学校，创办医学学校，培养军医人才。在没有建设资金时，他想方设法，不仅要求全省党政军官捐薪，还多次请求蒋介石拨款。

他最伟大的是，在1932年在全省范围启动大规模全面建设，也就是《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这个计划是包括乡村建设、城市建设、交通建设等多个建设目标和步骤的宏伟蓝图。

陈济棠主粤期间，整顿经济，发展实业，让广州繁荣了8年，也是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陈济棠生前死后，大家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但陈济棠对治粤并没有那么自信，他在诗中谦称自己“半生无过亦无功”。

所以，陈树柏对邓小平的话很是感动，认为他对父亲陈济棠的评价很是客观。

在后来的谈话中，他们之间谈得更加热切，还谈到了对祖国未来的建设，陈树柏也提出了一点建设性的意见，认为要在培养后继人才上多下功夫。

虽然两人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

1982年8月，当陈树柏再次来京和邓小平谈话，他建议邓小平替共产党改个名字。他是这样说的：

“现在欧美一般人民，尤以美国为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感到非常可怕……为了有利于‘四化’大计的推行，减少外面不必要的阻力，我向您建议共产党改个名字。”

邓小平问该什么名字？陈树柏回答：“社会民主党也好，至少与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国有区别。”

当时，邓小平掐灭了烟头，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笑了笑。

陈树柏和中国大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1980年到1985年，陈树柏曾4次到中国讲学，受到了邓小平和国家其他领导的亲切接见。

在此之前，他的弟弟也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而奔波，也曾给广西邕江大学捐赠过一辆面包车。

陈树柏回到广东后，想要创建一所中国实验大学，教育部门表示了同意。他很是高兴，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是中国人，此生功名富贵非我所愿。今能有机会为祖国强盛培养人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为了筹办中国实验大学，陈树柏心甘情愿地奔波，赢得了世界各地朋友的支持。在三年的筹办活动中，陈树柏负债达到了8.5万美元，最后不得不卖掉一块地和一幢公寓，才还清了债。

虽然在深圳创办的中国实验大学，因资金原因没能办成而前往美国继续筹建，但他的那份报国之心也让所有人感动不已。

后来，这所大学在美国硅谷创办，名为国际科技大学。一家深圳的公司董事长找到他，主动表示捐款十万美元，并承诺把每年公司收入的80%拿出来办科大，一半给硅谷总校，另一半用来在深圳办分校。

他问周先生为何要这么做时。对方回答说，十年前您在深圳办大学，十年后你还在惦记着办学，说明你不惜代价诚心办教育。见贤思齐，我捐款不附加任何条件。

就这样，这所国际科技大学创办成功，每年招收的学生60%来自祖国各地。

年过七旬的陈树柏先生，希望将大部分的费用花在学生的身上，所以他每年只领1元钱象征性的薪水。虽然他早就应该退休，但每天坚持上班十二小时。

只因为，他常常对人说，我虽然进了世界四大名校之一的黄埔军校深造，但不具备戎马一生的条件，我偏爱教育事业，但愿有生之年，能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