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叶辛

恋爱的季节是随着插队落户的岁月开始的。

就是在插队落户初期，我认识了今天的妻子王叔君，开始了我们的初恋。那是特殊年代里的爱情，那是艰辛苦涩的日子里最值得珍视的一份感情。

从1969年相识，到1979年的元旦结婚，连头搭尾十年时间，其中几乎七年半的日子，我们是在分离、在两地相思中度过的。相互联系和沟通的办法，就是通信。那些年里，我们每年互相要给对方写出四五十封书信，几乎是每隔五至七天，就要寄一封信。很多时候密度更大，差不多每隔三五天就要写一封信。这些书信，成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慰藉。在劳动之余，在每天不间断地学习创作之余，写信成了我最愉快的一件事情，成了我惟一的倾泻感情的方式。当然，每次收到她写来的信，我也总要读了又读，直到把信纸都捂熟了，接到她的下一封信，我才把她的信，放进信封，珍藏起来。至今我还记得，到了她的书信应该来的日子，我总要站在寨子高处的堰塘边上，望着那个邮递员走来的山垭口，热切地、焦虑地、默默地等待着。如果这一天收到了她的信，那么黄昏和整个夜晚都会感到身心愉快，精力充沛，整个栖居的小茅屋里仿佛也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守着一盏小油灯，我会写得很晚、很晚。而倘若没有收到她的信，我便会在邮递员离去以后，久久地傍着夕阳踟躅，沮丧地踏着薄暮回到我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

那个年头山寨上没有电话，打长途电话得到远在十几里地外的公社邮电所，况且音息非常微弱。而电报贵至七分钱一个字（后来降至三分钱一个字）。对一整天的繁重劳动只能换来二角几分、一角几分的知青来说，利用电报和长途电话联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们惟一的联络办法，就是写信。

一晃近三十年了，我们的命运起了很大的变化，临时的搬迁不算，我们搬了十几次家了。在搬家过程中，凡是能丢的东西，包括一些家具，包括我们喜欢的书籍，我们都迫于 无奈舍弃了。唯独这些书信，我和妻子都珍藏着。我装在我的书柜里，她放在她的小箱子里。可惜的是，有不少书信，由于她居住的工棚被风雨所掀，雨水浸蚀了信封和信纸，字迹模糊得已无可辨认了。就是这些残缺的信，我们也还保留着。想想吧，那个年代留到今天的邮票，信封都成了价值连城的东西，别说这些饱含着我们青春的汗水和眼泪、希冀和憧憬的书信了。前两天，有二位记者来到我家里，看到我书桌上满摊着这些书信。他们随手拿起几只信封来看，看到信封上的邮票、信封角上印着的小小的宣传画、信封上的语录乃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字，情不自禁举起相机一阵“劈哩啪啦”的拍摄，逗得我妻子好一阵笑。

如今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书信已比过去大为减少，把这些书信编入老三届人的回忆录丛书中，就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