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日，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因病逝世，享年88岁。

胡福明的溘然长逝，引发了成千上万的人在朋友圈中哀悼——他之所以被今天的世人缅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而是他在1978年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

胡福明的这篇文章，为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调。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在看到胡福明的这篇文章时，对其大加赞叹，颇有预见性地说道：“这篇文章注定将名载史册！”

然而，彼时的人也对胡福明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汪东兴直言“这篇文章是在砍红旗”，而华国锋的态度是：“对待理论问题，需要格外慎重。”

（汪东兴）

那么，这篇文章究竟历经怎样的坎坷，最终得以公诸于世，它对中国后续四十年的历史，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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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逝世，享年83岁。亿万中国人民在身陷巨大悲痛的同时，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身为舵手的历史伟人离开了华夏这艘巨船后，中国的命运究竟将何去何从？

或许是出自对毛主席深切的缅怀，1978年2月，“两报一刊”同时发表了一篇名为《学好文章抓好纲》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写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文章在发表后，立刻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反响，是为“两个凡是”的口号。

（邓小平、华国锋等人合影）

然而，“两个凡是”的口号虽然在当时盛极一时，却也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忧虑。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曾经提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而毛主席也曾经在他的《实践论》中做出了贴切的比喻：“如果你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要先尝尝梨子的味道。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为此，在1978年3月，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标准只有一个》，这篇文章驳斥了《学好文章抓好纲》的“两个凡是”观点，认为“两个凡是”有着唯心主义的倾向，从而打响了1978年关于“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的第一枪。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大多数读者认为这终究是一篇学术性的文章，因此并没有对其予以过多的关注。

（罗瑞卿）

然而，曾任新中国公安部部长，保卫毛主席安全的罗瑞卿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罗瑞卿激动地对时任《解放军报》社长华楠说道：“这篇文章虽然短，但是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思想，虽然是真理，但是理论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际上，罗瑞卿并不是意识到这篇价值文章所在的唯一一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胡福明，也意识到了《标准只有一个》是一块文中璞玉。胡福明出生于1935年，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195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经历过特殊历史年代风雨波折的他，深知重新确立真理标准的重要性。

（胡福明）

因此，他决定撰写一篇文章，准备更明确地阐述《标准只有一个》的核心观点，这便是日后引起轩然大波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刊登在了《光明日报》头版上。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胡福明的大作不胫而走，传到了胡耀邦的手中。胡耀邦看后，对此大加称赞，惊叹道：“这篇文章必然将名垂史册！”

（胡耀邦）

然而，由于《光明日报》的报纸定位本身是一家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报纸，报刊上以理论学术居多，因此胡福明的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仅仅是在知识分子圈内引发了一定的反响。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十分珍惜胡福明的才华，于是决定动用自己的人脉，来让胡福明的这篇文章能够得到更多报纸的转载。

杨西光出生于1915年，1936年加入我党，从事地下工作，曾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任副校长。因为其在革命战争时期立下过赫赫战功，加上在复旦任职桃李遍天下，所以杨西光在知识分子圈内享有非常崇高的声望。起初，《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联系《人民日报》等报纸要转载这篇文章时，本遭到了拒绝，但是在听说了“杨西光”的名字后，立即表示同意转载。

没过多久，胡福明的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刊登在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通讯社和报刊上，这让汪东兴、华国锋一时间都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国内的各大报刊，会在同一时间转载和刊登这篇报纸。

百忙之中的汪东兴，抽出时间阅读完了胡福明的这篇报纸后，十分不高兴地说道：“这篇文章是在砍红旗。”而华国锋则对这篇文章的态度相对较为温和，只是说道：“理论问题是党的根基，对待应该慎重。”

（汪东兴）

与此同时，注意到这篇文章的还有《人民日报》的第二任编辑，中国当时新闻工作的带头人：吴冷西，吴冷西在看到成百上千的报纸不约而同地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也感到十分奇怪，在看过这篇文章后，吴冷西怒气冲冲地拨通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部的电话，对时任总编胡绩伟说道：

“是谁准许你们刊登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砍红旗，你们不知道吗？”

电话另一端的吴冷西，怒气冲冲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而胡绩伟则沉着冷静地将吴冷西的讲话大概内容记录了下来——胡绩伟知道，因为吴冷西是“毛办”人员，因此对关于毛主席思想的文章会格外敏感。随后，胡绩伟将吴冷西训话的小纸条传阅给了总编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道：“看来，吴冷西是冲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篇文章来的。”

随后，有人立刻将吴冷西的这通电话告诉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对他说道：“你捅了篓子，要不赶紧道个歉，刊登两篇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不同的文章，好避避风头。”

（杨西光）

但是，杨西光的态度却十分坚决：“随便他（吴冷西）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不会有错的！”

令吴冷西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本想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的那通电话，后来竟然弄巧成拙，让所有人都知道吴冷西因为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社那里大发了一通脾气，从而提升了文章的知名度。中国现代著名哲学理论家吴江调侃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很多内容都是老生常谈，但让吴冷西这么一闹，反而显得这文章与众不同了。”

（吴冷西）

没过多久，党组织便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召开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汪东兴非常严肃地说道：

“这篇文章，是在砍红旗，被这么多报纸刊登，首先宣传部就应该承担责任。一篇文章，能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是要通过中央同意的，这篇文章能刊登，究竟是让哪个中央同意过？”

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分欣赏的胡耀邦，在会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道：“面对理论问题要勇敢，毕竟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群众要讨论，这谁也挡不住嘛。”

此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潮。然而，面对着全国各大报纸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国新闻刊物中有着尤其重要影响的《红旗》刊物却始终保持着沉默，而谭政林则打破了《红旗》“不参与”“不介入”的平静。

1978年12月26日，谭政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谭政林除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深切缅怀之外，还在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支持。谭政林说道：“依我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嘛。”

然而，《红旗》刊物的编辑人员在接收到谭政林的文章后，却迟迟不敢发表，说是《红旗》怕“丢了红旗”。谭政林打趣地说道：“就一篇文章而已，发了既不会开党籍，也不会住牛棚，谁要是找你们辩论，让他来找我！”

（谭政林）

谭政林的这篇文章，几经辗转到了华国锋的手中，华国锋在看过后，同意发表。就这样，《红旗》刊物也加入到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

1978年12月底，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彼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而华国锋的表态也为这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华国锋在会议上说道：“两个凡是这句话讲得过于绝对了，是不妥的。”

（华国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我党正式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自此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了崭新的阶段。而胡福明的这篇文章，被认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胡福明还获得了“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

面对着他人的赞誉，胡福明总是谦虚地说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点我们哲学系的老师，还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我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把他写了出来。真正提出这一伟大理论的，还是马克思和毛主席。”

（胡福明）

2023年初，胡福明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笔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定将名垂青史，成为中国人民永恒的精神财富和文学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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