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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将自己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从这个短短的形容中，能够窥见到当时的情况有多危急。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顺利会师，这时，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兵力有8万人之众，而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万人左右。不仅兵力悬殊，就连武器装备也落后于红四方面军。

在这一巨大的差距下，野心勃勃的张国焘逼迫中央领导层重新“洗牌”，为了党内团结，党中央任命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但他仍然不满意。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领原本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成立了“第二中央”，自任主席。张国焘的一意孤行对我党的团结造成了严重分裂。

当时，一直坚持在南方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坚定同党中央站在一起，跟张国焘展开了斗争，最终迫使张国焘率部北上，从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5年9月29日晚，红二军团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明码电文，询问红二、红六军团的情况，军团长贺龙和政委任弼时收到消息后，十分高兴。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近三个月的时间没有联系到党中央了。

由于周恩来罕见用明码联系，经过谨慎考虑后，他们用密码再次致电周恩来，请求证明身份。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的回电却是朱德和张国焘。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自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等人与中央的联系便突然中断了。而在这之前，他们与中央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为中央主要通过电台向他们下达作战命令。

1935年6月26日，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分别指挥两军北上，中共中央则随右路军北上。

9月3日，张国焘突然向两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红军由此分裂。毛主席、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而朱德和刘伯承则留在红四方面军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斗争。这时，中央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本也未能带走，留在了红四方面军中。

因此，贺龙等人在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误以为已经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此后，他们的行动便是在张国焘的指挥下开展的。

红二、六军团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是我党的一支重要力量，其领导人在党内也具有崇高的声望和影响力。所以，中央和张国焘都想要争取他们的支持。

1936年，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从左路北上，萧克、王震则率红六军团从右路北上。6月30日，贺龙等人率领红二军团与朱德、刘伯承会合。

朱德见到他们后，激动地表示：“就等你们了，你们一来我们就不孤立了，腰杆子也硬起来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北上，跟党中央会合。”

贺龙、任弼时等人听后，一头雾水，还没反应过来时，就听到刘伯承对他们解释说：“中央不在这里。”

紧接着，贺龙等人才知道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对此，他们态度鲜明地指出“听真中央的。”

由于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贺龙等人对张国焘的拉拢保持着高度警惕，王震更是称“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不可能反毛”。

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师长特意设宴欢迎贺龙、任弼时等人，宴席上居然还摆放着海参、鱼翅。大家见状，互相对视一眼，对张国焘的心思了然于胸。

没有参加欢迎宴的张国焘忙什么呢？

原来，张国焘正忙着跟六军团的干部们单独谈话呢。王震收到了他送来的一把全新的外国造手枪，还有四匹好马。但党性原则很强的王震却明白，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拉拢自己和六军团。任弼时听后，笑着交代他说：“东西你收下，但部队的行动要听中央的。”

慈湖，贺龙、任弼时向张国焘要回了密码本，并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为了支持红二、六军团同张国焘进行反分裂的斗争，中央特下令由他们组成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并列，任弼时、贺龙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张国焘企图分裂红二、六军团的阴谋彻底落败。

最终，在红四方面军南下遇挫，部队遭受惨重损失后，广大指战员开始觉醒，赞同北上与中央会合。于是，张国焘不得不选择了北上。

然而，在北上途中，张国焘仍不死心，总是反复无常，但在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一致反对下，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北上抵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我党的分裂危机也终于结束。

然而，红二、六军团在与张国焘进行反分裂斗争的过程中，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被迫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当时，担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曾在红军时期与张国焘有过往来，两人关系也很不错。因此，当张国焘或真或假地向他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时，他不仅没有判断出这次事件中张国焘的错误和阴谋，而且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中央，支持毛主席。

更令人意外的是，萧克在不久后还兼任了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这在当时是极其敏感的，包括贺老总在内的同志对此很是反感。

后来，萧克将军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曾作出过说明：当时红六军团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并不知道张国焘和中央之间发生的事情，更不清楚张国焘的野心。因此，自己才会被迷惑，站错了队。

虽然犯了错，但中央并没有一竿子打死，包括许世友在内的许多红四方面军中的干部均继续得到重用，在战场上大展身手。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萧克出任训练总监部部长，主持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学习苏联，军队亦是如此。1956年，中共中央毛主席提出“以苏联为鉴”，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建设道路。

于是，训练总监部开始纠正在学习苏联军队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问题。不少同志认为，从近几年军队取得的成绩来看，不切实际、形式主义等毛病确实存在，但并非主流。不过，也有同志指出教条主义已经在部队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倾向。

这两种声音的争论引起了彭德怀的高度关注，彭德怀还特别指出了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问题。但萧克却持反对意见，并认为这是在夸大事实。

随着关于训练总监部搞教条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了7月22日。

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点名批评了刘伯承，与此同时，不少人还反映萧克是反教条主义，拒不检讨。毛主席听后，更是罕见批评萧克“历史上就不老实”，而这件事说的就是当年同张国焘的反分裂斗争。

萧克成为了这次反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李达、宋时轮、粟裕等皆被点名批评，刘伯承带病站在中南海怀仁堂当众检讨，哽咽落泪，叶剑英也受到牵连。

会议结束后，萧克离开了军队，出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萧克无怨无悔，埋头做事，积极加强和改善国营农场的管理。

1972年，萧克重返军队院校领导层，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帮助学校尽快恢复了教学工作。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在北京病逝，享年102岁。无论是在蒙受冤屈的日子里，还是在战场上意气风发的岁月里，萧克将军总是将人民放在心间，为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不辞劳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

参考资料：党史博览2012年7期、党史文汇201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