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八月十日，张献忠攻占成都后，派遣使者奔赴四川各地招故明地方官员和缙绅士人到成都谒见他，还派人四处张贴告示：百姓有敢于藏匿、庇护前明官员者，一律处以凌迟之形；各地缙绅、名流敢于不来成都朝见者，一旦查获即凌迟处死。

张献忠还下令，各地官员与乡绅必须到成都朝见自己，其家眷也要一同押往成都，敢不来者后果自负。当这些地方显贵以及亲属心怀忐忑地来到成都，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美酒，也不是刚称秦王的张献忠的亲切接见，而是一队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大西军兵卒，这些人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明朝权贵及其亲族统统杀害。

此外，张献忠还强令各地府学训导和县学教谕（学官）带领当地生员到成都参加大西政权的“科考”， 学官和生员的妻子们也要随丈夫一同前来，还威胁说要一一点验，敢不来者必遭严惩。但这帮饱读诗书的文士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男的一到便被捆绑起来，旋即被押赴刑场处决；妇女则悉数发往娼门妓馆，有些则分给大西将士，备受凌辱后，大都被杀害。

据记载，张献忠曾经取出一面长宽各一丈的杏黄旗，令书生们各自书写一个大大的“帅”字，规定字要写得气势磅礴，铁线金钩，一气呵成——谁写得好，让俺老张满意，就可以饶谁不死。

来自夹江（今四川乐山市夹江县）的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研磨了一大缸墨 ，将扫帚一样的“草笔”浸泡在墨缸中3天，待墨汁浸透后，提出在黄旗上挥笔直书，笔力遒劲，不差毫厘。张献忠看呆了，仔细端详了许久，也觉得这大字着实写得好，挑不出啥毛病，不好找茬，但他竟出尔反尔改口道：

“尔（你）有才如此，他日图（谋）我者必尔也”！

遂下令将王志道拖出去斩首，以血祭他刚书写的那面大黄旗。

王志道是《蜀碧》作者彭遵泗的曾外祖父，当年遇害时年仅27岁，此事经家人口耳相传被其曾外孙彭遵泗记入其著述，可信度颇高。有人说《蜀碧》是野史，书中记录的都是一些民间传闻 ，因而所记不可尽信。鲁迅先生却不这样看， 他认为彭遵泗的资料都是取自《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绥寇纪略》等史籍，中间亦掺杂了大量的民间传闻与口述历史，具有很大的可信度与参考价值，他建议说：

“这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张献忠把明军官兵蔑称为“毛贼”，凡有被俘虏的明军将士，立即就被五花大绑掷入水开沸腾的大铜锅里活烹，或者被残忍地处以磔刑，即凌迟、千刀万剐；被擒获的明朝官员都被张指斥为“贪官”，统统剥皮实草，悬于道旁。有些被大西军抓活的乡绅也不能幸免，一刀砍了还算轻的，文献中甚至有被抓土豪被大西军用巨大石碾碾压成人肉酱的记载。

史料中还有张献忠大肆杀戮沙门（僧人，和尚）中人的记载。某次，张献忠以新娶的皇后娘娘陈氏（陈演之女）要“斋僧”为由，还说吃完斋饭后发赏钱：大和尚赏银10两，小沙弥赏6两。成都以及附近的大小寺庙里的和尚们都被骗入城中一座大寺中吃斋领赏，据说多达数万人，旋即寺门被大西军兵卒紧闭，一群凶神恶煞的兵丁从埋伏处冲出来，将10人一组用绳子串起来，依次牵到后园中处死。数万真假和尚，无一人幸免。

张献忠对明朝藩王及宗亲贵戚有一种天然的仇恨，蜀王朱至澍投井自尽后，张献忠得知蜀王的远近亲戚大都居住在灌县，就发兵将灌县团团包围，然后挨家挨户搜查，只要是姓朱的就要被捆绑带走，无论是宗亲还是普通平民，一律诛杀。

主动投降的原明朝官员也很少有得善终的。有个叫江鼎镇的明官降附后被张献忠封为大西政权的礼部尚书兼考试总裁，仅仅得意了几天就因为不慎说错话、用错了典故被痛打一百军棍,后又被满门抄斩.

被张封为兵部尚书的龚完敬也是投降的明官，因故得罪献忠后被“剥皮实草”，这套由明太祖朱元璋发明的酷刑也被张献忠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有位投降的明官被张献忠任为夹江县令，他想溜须老张，就让人送去一筐荔枝讨其欢心。为了保鲜，这县官把荔枝皮剥去，把核去掉， 撒盐渍起，以为这样可以保存得久些。张献忠收到盐渍荔枝后，勃然大怒，命心腹王珂亲自去夹江取这个“蠢驴” 的脑袋回来。

王珂走后，左右官员忙为夹江令求情，说那县令是个没见过更没吃过荔枝的乡巴佬，虽然愚蠢，但却为孝敬您老，罪不至死，张颔首松口说，你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张随即又发一道急诏，上书：“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儿’知县吧”！这道诏书后来被资阳的一个塾师意外获得，到乾隆时还在，许多人都见过，上面哪行字是张献忠诏书原文，用语都是粗俗的大白话， 遣词造句相当接地气。

张献忠屠川之事不仅见诸于《蜀碧》记载，当时在成都传教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利雷斯和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都是事件的亲历者与亲眼目睹者，他俩把张献忠在成都作恶杀人的事都写入《圣教入川记》一书中 ，由此可以佐证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极多，他和后来的满清大军都是造成四川人口锐减的罪魁祸首，其屠川之事绝非空穴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