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25军的战史上，有300多字记录了一个特别的人物。

他不是部队里的战士，也并非长期参与革命的进步人士，他只是山西的一名穷苦货郎。

就是这样一名平凡的人物，他挽救了红25军3000多人的性命。

这一群战士中，有97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开国将领。

当年同志们想介绍他入党，但最后因为战事紧急未能如愿。

程子华、刘华清等同志一直想要找到这名货郎，兑现当年的承诺。

然而，他们在全省6次大规模寻人，也没有得到结果。

直到30多年后，组织终于有了货郎的下落。他们找到本人时，那名货郎已在弥留之际。

战史对这位货郎的评价很高，如果没有他，或许就没有红25军了。

那么，这名货郎当年做了什么贡献，组织找到他后，又给了怎样的待遇？

当年及时挽救三千红军性命的那个货郎，名叫陈廷贤。

而红25军为何深陷困境，这就要回到1934年的冬天讲起。

1934年11月16日，这天晚上，红25军的3000名将士整装待发。

在这样漆黑的寒夜里行动，他们接到了什么样的特殊命令。

原来，他们要作为第二批抗日先遣队北上，执行组织坚持抗日的命令。

那时，红25军的军长是程子华同志，副军长徐海东将军，政委是吴焕先同志。

这样的配置，可以说是群英荟萃了。

只不过，在那之前，他们的队伍原有1.2万余人，但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之后，队伍锐减至了3000多人

那天夜里，他们从河南罗山出发，展开了一场伟大的长征。

3天后，队伍顺利进入桐柏山区，当地的工委书记张星江闻讯，立刻组织群众，为这支部队带路。

一路上，这位书记为战士们详细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当地群众非常了解地形，还有国军的部署情况。

鉴于此，红25军的大家同意张书记等一众同志留下来，为队伍带路。

敌人带着重兵在身后紧咬不放，再加上当地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他们决定进入伏牛山，避开敌人，再继续向西北前进。

路途并非像计划中的那样顺利，1934年11月26日，这天下午1点左右，部队抵达七里岗时，遭到了敌40军的猛攻。

冬天的方城县异常寒冷，七里岗附近地形平坦，作战难度很大。

但红25军是否能突围成功，关系着全军的安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必须突围。

无疑，这场战斗是残酷的，但他们最后杀出了重围，而血战独树镇也被列为与“四渡赤水”齐名的七大长征战役。

但在当年，这场战斗结束之后，危险并没有解除。

1934年12月4日，张书记与地下工作同志取得了联系，领着他们到了卢氏县叫河。

从这里过朱阳关，很快就能进入陕西，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却掉入了国军事先埋伏的包围圈。

原来，敌19军60师早早就在卢氏县南边一带构筑好了防御工事，直接封死了进入陕西的入口。

在他们长征北上的途中，进入陕西的这一段路程是最为艰难的。

这一点在程子华、刘华清两位同志一起写下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过。

他们在抵达目的地以前就知道，要想进陕西，必须得通过两个隘口。

他们是走到隘口边才发现，那里已经被将军占领了，打了个措手不及。

等他们走完长征后，才从其他同志那里了解到，老蒋算准了他们要进入陕西。

为了拦住红军，早在半个月前他就命部队从陇海线西下。

当红军刚从独树镇走出来时，那年12月1日，他们就先行抵达隘口，完全控制了通道，

前面有拦路虎也就罢了，红军很快发现，身后的追剿队第二支队也抵达了奕川一线。

这下他们腹背受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完全陷入了死局。

老蒋得知红25军被困后，心中很高兴，以为这下便可高枕无忧，坐等收网即刻。

也许这个时候有人会想，难道这里的群众没有出来帮忙的吗？

事实上确实如此，卢氏县当地的群众常年接受的是国军的宣传，以为红军穷凶极恶。

而且，他们大多被地主的武装威胁控制，红军没法接近他们。

自然也很难找到能为他们带路，绕过敌人的老乡。

但红军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没有放弃寻找希望的机会。

天无绝人之路，很快，他们在横涧一带，找到了一名卖货郎，此人正是陈廷贤。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没想到，这名平凡的卖货郎将改变红25军的命运。

那么，在这危急关头，当年陈廷贤做了什么挽救了红军的生命？

1934年12月4日，红25军抵达卢氏县，突遭国军重围。

没有群众，腹背受敌，就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一名货郎站了出来，为战士们带来了一条希望之路。

稍微了解一点军史的朋友可能记得，红25军在历史上是一支充满传奇的队伍。

在共产国际的书刊上，曾记载了这一次长征，其中这支队伍的形成就已经让人感慨不已。

这支军队是怎么来的呢？红25军的战士们大多是鄂豫皖根据地战斗中遗留的孤儿。

他们的双亲大多在根据地的残酷战斗中牺牲，而这些孩子继承了家人的意志，走上战场，加入了游击队。

因为这些孩子作战勇猛，意识很好，后面就被组建成了红25军。

在这支部队里，军首长的年龄稍大，绝大多数营、连级别的指挥员们都在18岁以下。

像那时已经33岁的徐海东将军，在全军里都还是年纪很轻的，但在红25军里，已经算是年龄稍大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刘华清将军18岁都不到，但他已经是政治部组织科长了。

红25军那个时候完全就是一支“娃娃军”，这怎能不让人感慨不已？

虽然卢氏县的百姓对红军有误解，但当他们看见这一支纪律严肃的娃娃军时，还是从心底里同情他们的。

红军战士的来源复杂，队伍里出现问题也是很常见的事。

为了规范部队，树立风气，每个部队都有非常严格的纪律，红25军也不例外。

陈廷贤为何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给战士们带路，正是受到了他们部队氛围的感染。

部队行至横涧一带后，暂时停了下来，一是暂时休息，二个就是在当地找一名老乡带带路。

他们带回来的这个老乡正是陈廷贤，那会儿他不过也才23岁。

他打小就在卢氏县上卖货，经常走走停停，没赚过大钱，有时还会被一些毫无道德的主顾欺负。

遇见红军的时候，他正在大干集上卖货，无意间看到几个穿着破烂的士兵在买东西。

与以往接触的民兵不同，他们不是那种抢钱、赖账的流氓。

这些士兵穿着虽然破烂，但买东西极其讲道理，很尊重卖家，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后来，他有意识地观察这群士兵，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下定决心，要帮红军。

红25军一边休整，一边派出手枪团战士出去侦查，其中有一个小战士走半截路饿了。

恰好，他们路过了一户人家，门口挂着晾晒好的柿饼，他一下没忍住，摘了几个，留下一个银圆走了。

门口的老太太没发现他留的银圆，认为是土匪来抢劫了。

因为这个事，小战士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这让陈廷贤大吃一惊。

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大多都非常散漫，完全就是一群流氓走在了一起。

于是，当红军四处寻找百姓带路时，他主动站了出来，说自己愿意帮忙。

跟随手枪团的战士抵达军部，时任军长的程子华同志亲自来跟他谈话。

巧的是，程军长是山西运城人，而他是山西晋城人，也曾在运城做过活，程军长比他大6岁。

刚聊一两句，他们就亲切起来了，讲到自己的出身和过往经历。

当程军长得知了他的身世后，紧握住他那已经皲裂的双手道：“小老乡，你辛苦了！以后革命胜利了，你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常年独自打拼的陈廷贤一下泪流满面，他受到了莫大的关怀。

一番简短交谈后，他向程军长说：“我给你们带路你，你们快走吧！我知道一条只有当地牧羊人才走的路，虽然不好走，但一定能躲过他们！”

这条路确实极为隐秘，连当地好多人都不清楚怎么走。

随后，程军长向大家汇报了这个方案，经过一番讨论，大家都觉得值得一试。

于是第二天，在手枪团的掩护下，红25军展开了紧张的转移。

陈廷贤带着同志们从叫河出发，进入了深山峡谷“一线天”，他们连夜奔袭，甩开了敌人的工事，直接抵达了铁锁关，顺利入陕。

1934年12月9日，他们边走边打4天，终于在洛南县站住了脚跟，老蒋“围剿”红25军的美梦彻底破碎。

那么，在这之后，陈廷贤的命运又是怎样，组织为何30多年都没能找到他？

1934年12月9日，红25军在货郎陈廷贤的带领下，逃出了国军的围追堵截。

他的举动，改变了红25军的命运，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组织6度全省寻人，也未曾找到他。

那么，货郎陈廷贤后来到底怎样了？

当年作战时，他带着红25军走了三天三夜的路，等到了目的地，脱离敌人后，战士们都十分感激他。

但很快，他们就要分别了，大家都舍不得他，领导同志们与他一一握手表示感谢。

大家说，小老乡立了大功，大家永远不会忘记他，将来革命胜利了，还要回到卢氏县报答他。

临别时，程军长和大家协商了一下，决定送给老乡200大洋，不想被陈廷贤断然拒绝了。

于是，程军长又和吴焕先同志一起，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字，盖上部队的鲜章送到他手上。

吴同志激动道：“从今天起，你就是共产党的人了！”末了，他们还特别嘱咐陈廷贤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这张字条。

随后，他们沿着小路继续前进，成功进入陕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老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下令要在卢氏县找到那个带路人。

然而，陈廷贤作为一名走南闯北的货郎，与当地人联络不深，行踪不定。

国军根本查不到他，他也因此幸免于难。

红军战士们的嘱托，他一直记在心里，后来，不论他走到哪里，他都把那张字条缝在衣服里，或者藏到扁担里。

1940年，他回到山西晋城，与一名妇女结婚，而后又在卢氏县定居。

他们盖了两间土房，陈廷贤就把那张字条藏到了房梁上。

然而，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卢氏县，他的土屋被烧毁，自然那张字条也变为了灰烬。

那张字条上到底写了什么，至今也没人知道。

因为这对夫妻没有接受过教育，大字不识，说不出上面写了什么。

就这样一直熬到了全国解放，一直向往党组织的他努力工作，进入了当地糖业、烟酒公司。

穷人家翻身做主，他的生活有了盼头，在工作上他十分积极，年年都被大家评选为先进代表，经常出席当地的表彰大会。

后来日子松活了些，他一有空就回山西老家，空闲时，他曾跟五弟陈生孩讲了当年他带红军过路的事。

他的这个弟弟也是积极投身革命的同志，1939年时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1959年申请入党，后来还当了5年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同样的，在他弟弟的建议下，1950年的时候，陈廷贤就曾向单位多次提及带路一事，他要求交党费。

然而，当年“带路”一事一直没能公开，还属于机密，同志们不信任他的材料，入党一事就这么搁置了下去。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段经历，竟被有心人利用，残酷折磨了他。

事实上，这一段“带路”经历在过去还未得到公开，属于军队机密。

并且，当年为了隐藏身份，陈廷贤并不能知道所有领导同志的名字。

那些人就抓住这几点，攻击他是个“假劳模”，编造出来一段经历，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

这对于一个一心向党的同志来说，是多么残酷的评价，在身心的双重折磨下，他患上了精神疾病。

实际上组织也一直在寻找这位同志，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华军长曾担任山西省委书记。

回到老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陈廷贤，结果因为各种原因，他始终未能如愿。

直到解放50多年后，1985年，中央正在编写军史，发现了这段极具历史意义的史料，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当事人。

不久，他们终于在卢氏县找到了陈廷贤。可那时，这位英雄因为常年病痛的折磨，已经神志不清。

他嘴里最常念的是“朱阳关、五里川”这两个地名，还有心心念想着那张已经消失的字条。

他回光返照时，曾特地给家人交代，自己死后要埋到县委党校旁边。

他生前未能入党，死后，他也要坚持追求入党，他希望能看到党发展得越来越好。

没能及时找到陈廷贤，是程子华、刘华清等领导同志的遗憾。

陈廷贤的事迹查明后，当地政府认真澄清了他的历史，还给了他清白。

他的5个女儿中，最小的还未有工作，组织上便给予了一定帮助，而他的老伴也按照政策予以了照顾。

后来，卢氏县建好了党史馆，陈廷贤的事迹成为馆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外，就在以前的党校旁，大家还为他立下了丰碑，他的名字上方刻着鲜红的五星，背面则记录了生平事迹。

陈廷贤的愿望实现了，而他正是当年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缩影，没有人民的帮助，红军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人们称他为“布衣英雄”，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