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张居正，人们最能想到的是他的变法。在万历登位初期，通过拉拢李太后和太监冯保的支持，张居正成为明朝朝廷权力仅次万历的大臣。

他的变法虽然未能彻底扭转明朝的颓势，但至少为明朝续上了一口血，而张居正的能力不仅体现在政事上，在军事上的表现也同样亮眼。

在隆庆元年，张居正已经和同事高拱一起进入内阁，当时他除了是内阁成员，还是东阁大学士和吏部左侍郎，虽然此时朝政是由高拱把持，张居正只是作为属下从旁协助，但已经开始参与明朝各地的军事部署。

隆庆在位时期，通过开关措施，促进了沿海经济的发展，在加上嘉靖年间对倭寇的清剿，此时的明朝海边匪患威胁已经大为降低，在沿海地区趋于稳定之后，张居正等人需要考虑的，就是北方军务的防御。

辽蓟督师一职，就是专门负责辽东，也就是现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工作，当时担任这一职位的是谭纶，此人是嘉靖年间的名将，和戚继光一样，曾在浙江地区与倭寇战斗，后又在四川、两广地区担任总督，在军政上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在隆庆时期，为了加强京畿到山海关的防御工作，谭纶就和当时的给事中吴时来建议，能否调浙江的戚继光到辽东，并且让他率领一部分的浙江军队作为他的直属，由戚继光直接训练和指挥。

这个政策可以说相当冒险，要知道明朝对武将的防范心态不比宋朝时候的差，让戚继光独立领导一支军队，很有可能会出现武将拥兵自重的风险。

然而张居正看到这份奏折后，没有多考虑就批准了，主要是当时辽东确实不太平，有了之前嘉靖年间的蒙古军队侵袭的先例后，明朝对东北的防护也紧张起来，虽然隆庆年间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但小的骚乱仍不时爆发，张居正此时需要考虑的，是防止东北的骚乱恶化，因此在重点地区放权给优秀将领，让其方便行事，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是最好的选择。

古代中原王朝面对异族作战，最担心的并非战场的正面交战，而是草原上的游击战，尤其在王朝中后期，当朝廷无法阻止大规模的骑兵去草原对敌寇作战时，依托城墙防守就是最好的选择。

张居正在批准了谭纶等人的建议后，戚继光也到了辽东赴任，戚继光在任上除了加强军队训练，还注重防御措施的建设，他当时提出要在边墙区域多加一千多座墩台，每个墩台派一百多名士兵进行防御，以加强边墙间的信息往来和存储食物。

许多大臣听到这个建议后，都担心这钱会花的不实际，不少人认为与其加强城墙建设，不如改善一下军队的兵器质量和数量更为合适。

然而张居正并不这么认为，辽东相当京畿的前沿阵地，是京城的门户，防守才是重点，因此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立即拨款给戚继光进行墩台建设，在戚继光的督造下，墩台建设顺利完成，边墙的防御也得到改善，在后金崛起之前，明朝的边境一直都没有什么大动荡。

万历登基后，张居正与冯保合作，成功挤掉高拱，上台坐上首辅的位置，这时的戚继光仍在辽东任职，或许是嘉靖年间的蒙古人入侵，让许多人对明朝起了轻视之心，有一位叫朵颜的蒙古部落首领，就带着十几万人打算来戚继光的地盘碰碰运气。

戚继光常年征战，哪里会害怕，在查清楚对方的来历后，提前安排一支军队在喜峰口附近，等到朵颜带领部队刚到喜峰口，戚继光就立刻率兵从关内杀出，埋伏的军队也同时响应，彻底将朵颜的军队击败。

在墩台建设完工后，朵颜的部下又打算再过来进攻，但第二年的战斗败得更惨，连首领也被活捉，直到部落领头人之一，董狐狸和他的侄子长昂归还所有被劫掠的牲畜后，戚继光这才同意把部落首领放回去，同时立下协议，以后蒙古部落不能在戚继光的地盘劫掠，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戚继光在辽东作战超过十六年，因为张居正当政时期的支持，仕途一直非常顺利，而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一些朝中大臣的不满，他们在朝堂上造谣戚继光，认为对方在辽东主管军务期间，这么多年都没打过几场胜仗，每年朝廷拨给辽东的钱粮纯粹浪费。

张居正作为多年的老官僚，哪里会不懂这些官僚的用意，于是在朝堂为戚继光做起辩护，表示戚继光这么多年没有打胜仗，证明辽东地区在戚继光的管理下十分太平，外族不管在辽东之地动兵，如果辽东常年打仗，那么京都的安危就有大问题了。

戚继光能听从张居正，除了对方在政务上的支持，还因为张居正有着出色的战略眼光，张居正本人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在军政的战略眼光却不比常年征战的将领差。

比如有一次俺答孙子逃亡大明，当时的山西总督担心此人会引发俺答出兵，于是连忙向朝廷汇报此事，当时高拱还在和赵贞吉争权，此事就落到张居正头上。

张居正得知此事后，立刻写信给总督王崇古，问明那位叫汉那吉的身份、投降原因和携带人数后，便安排其先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给汉那吉最好的衣食用度，最后再向俺答表明他的孙子是仰慕华夏文化才过来，并非自己引诱，但如果想要回自己的孙子，必须先将背叛明朝的几名将领交出来。

在张居正的安排下，俺答失去了出兵的理由，加上明朝早就做好战争部署，俺答也只好退兵，由此可见张居正如果从军，恐怕成就不比戚继光差，也难怪戚继光对此如此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