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上旬，中国决策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并下达战略展开号令，调动解放军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向中越边境地区集结，进行作战准备。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
当时全军正在传达中央新的大政方针，进行整顿，肃清历史上的错误影响。并且马上要进行作战，一些不适合指挥岗位的领导也要调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人事调整。如准备参战的成都军区第13军、昆明军区第14军，军领导班子都有了较大变动。广州军区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但也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
广州军区当时下辖3个野战军，即第41军、第42军、第55军，全部要开赴边境作战。其中第42军的杨针军长、陈树福政委身体都不好，杨军长还在广州住院。闻知部队要开赴边境执行作战任务，杨军长马上向军区申请要出院归队，陈政委则担负起了部队动员和扩编的重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知道此事后很高兴，认为部队20多年没有打仗了，现在几名重要的军首长积极请战，是个好现象，必须鼓励。因此，他批准杨军长出院归队。
杨军长、陈政委着手工作，组织部队完成动员扩编，尔后采取铁路输送和摩托化开进方式，于12月底前全部到达广西边境预定地区集结，进行临战准备。在此期间，杨军长不顾病体未愈，亲自到边境勘察地形，了解情况，并开会研究，指导制定作战方案。陈政委抓工作也很紧，组织部队听取边民控诉，开形势教育会，搞“三视”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放纪录片、故事片等，激发广大指战员杀敌立功的光荣感、使命感和战斗热情。
1979年2月初，广州军区政委向仲华带领检查组到边境视察部队的战备工作。看了第42军后，他发现杨针军长和陈树福政委的身体状态都很不好，属于勉强维持工作。大战在即，军一级主官这种样子可不行，会影响作战进程的。于是向仲华将情况传回广州军区，建议调整第42军的领导班子，让杨军长、陈政委下来休养。许世友闻讯后很不高兴，认为两位老将都积极请战，自己也拍板同意了，不好临阵换将。然而向政委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许司令顶起了牛。
后来在军区周德礼参谋长建议下，许世友决定亲自到前线弄清情况，解决问题。结果他来了一看，果不其然，杨军长、陈政委确实状态不佳，需要治疗休养。尔后许世友、向仲华和军区其他首长开会研究，决定调杨、陈二位回广州，并任命第42军副军长魏化杰为代军长，副政委勋励为代政委，继续主持战备工作。
杨针军长病得较重，先行返回广州治疗。陈树福政委却不走，表示自己的身体还能坚持，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于是他留在前线，协助新的军领导班子工作，鼓舞部队士气，解决思想问题，一直到自卫反击战结束。
1979年，已经久疏战阵的解放军终能击败强敌，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像杨军长、陈政委这样老骥伏枥的领导干部不在少数，功不可没。他们是部队表率，不愧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