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奇清，是中国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公安保卫事业的奠基人，还是开国首任公安部副部长。

老一辈的人如果提起他的名字，必定要竖起大拇指，然后对其进行一番夸赞。说他是“共和国卫士”“超级盾牌”或者是“擒特猎手”更或是“神探”。

因为在解放人民、开辟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这条路上，杨奇清尽职尽责的保卫着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

提起杨奇清，人们对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对案件的敏锐能力，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他处理过的大案非常多，一些难以想象的案件，在他的侦查下，都会水落石出。

但他的这些本领也不是天生就有，在参加革命之前，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吃饱饭而四处讨生活的普通孩子。

杨奇清小时候家里穷，母亲又有病，为了能让叔叔和其他兄弟去上学，8岁的他就当起了小大人，和父亲一同支撑着整个家。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杨奇清最喜欢听的，就是父亲讲述的古代农民起义的故事。那些英雄不畏强权，勇于推翻统治的精神让他无比振奋。

因此，家乡也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后，杨奇清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担任儿童团的团长。杨奇清机灵能干，率领儿童团成员站岗放哨，协助大人们查奸细、打土豪，不久就当上了义勇军的小交通员。

也就是这个时候，杨奇清学习了一些侦查本领，为他后来担任锄奸部长奠定了基础。

或许杨奇清天生就是吃侦查这碗饭的，加入红军后，他先在宣传部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很快被调入侦察部当部长，进入保卫部当部长，最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锄奸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内部保卫和反叛徒、反奸细的斗争，他虽然不能与前线在明处的敌人斗争，却时常同藏在暗处的敌人斗争，其危险不亚于上战场。

但杨奇清通过自身优秀的能力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为部队的纯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说到杨奇清对工作的态度，他的女儿杨清最有发言权。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杨奇清毅然选择了前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到湖北视察，杨奇清要保卫主席的安全，所以必须一起去。但此时，他的两个孩子一个正出荨麻疹，一个正在发烧，当秘书将孩子们的情况告诉杨奇清时，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回家的杨奇清毫不犹豫地说：“孩子妈妈在，让她照看吧！”

杨奇清并不是一个不顾家的人，他与妻子肖彬相知相爱，共同度过那样艰难的时候，感情自是非常恩爱，两个孩子乖巧可爱，杨奇清闲暇时候经常与他们玩耍。

如今两个孩子都生病了，妻子还要上班，压力可想而知。但在工作面前，他顾不上家里，只能托付给妻子，为此，他时常感觉有愧于家庭。

杨奇清随毛主席南下了，两个孩子在母亲的照顾下也逐渐好了起来，但肖彬却累倒了。经医生检查，肖彬被告知得了尿道结石，急需做手术。

但此时杨奇清还未回来，谁能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呢？肖彬只好让秘书签字，说：“你只管签，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秘书没有办法，只好签了字，好在手术很成功。

肖彬可以说在家庭中付出非常多，但她从不怨怪丈夫，她也知道丈夫是一个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

杨奇清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毛主席每次南下视察，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1956年到1966年期间，毛主席多次到武汉视察工作，多次畅游长江，这时的警卫工作便是杨奇清负责。但毛主席喜欢游泳，有时候即便是惊涛骇浪的恶劣天气，也要下水一游，可想而知杨奇清的心情。

不过，杨奇清每次都能很好的保护毛主席的安全，这全都归功于他的细心。

他在毛主席下长江之前，就会观察长江的水流特点，因此还设计了保护毛主席的三层队形。

毛主席所到一处，杨奇清总要实地考察，码头地形复杂，他特地制定了专门的队形和撤退路线，以防万一。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

有一次毛主席下榻招待所休息，当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司机担心冻了水箱，便准备将水放了。刚放了没多久，杨奇清突然光着脚从里屋跑出来，对司机说：“赶紧停下来，主席刚睡着。”

水流的声音很大，杨奇清担心这样会将毛主席吵醒，于是他让司机找到一床棉被，接着放，等放完了他才安心地回到了房间。

杨奇清不仅对工作极其负责，对自己和家里人也严格要求。他是公安部第一副部长，生活却极为节俭。

1950年，杨奇清护送周恩来访苏。满洲火车站里寒风凛冽，送走首长后他才发现只有自己没有戴帽子，此时耳朵冻得生疼，便打算到皮革制品市场买一顶。

他来到市场，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帽子，竟一时不知道该买哪一顶。售货员看出他的为难，便向他推销了羊毫绒毛制的帽子，一顶需要30块钱。

杨奇清想都没想，说：“不要，太贵了，找最便宜的就行。”

售货员上下打量了一下杨奇清，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很不高兴地拿了最便宜的一顶。杨奇清一问，需要6块钱，他思考了一下说：“4块卖我吧！”

售货员本不愿意卖，但看杨奇清一种你不卖那我就到别家去看看的样子，无奈地说：“行，4块就4块。”然后边收银边说：“看你也不像普通百姓，买6块的帽子还要砍价，真小气。”

被售货员说“小气”杨奇清却不生气，他说：“谁让我试当家的呢，国家刚建立，能省就省吧！”

1958年，杨奇清到山东检查工作，却看到百姓们吃的干粮是玉米、树叶做的窝窝头，心里不禁酸涩起来。他伤心的是，国家已经成立了十年，老百姓还是过得这么苦，他实在难安。

杨奇清向老乡要了一个窝窝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嘴里的滋味苦涩难忍，实在不知道百姓们是如何咽下的。

这次在山东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三年困难时期到来后，他就让妻子蒸馒头的时候掺入树叶。一来，是为了节约粮食，二来，也可以让一家人都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日子。

杨奇清一生清正廉洁，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妻子的工资刚够一家人生活，所以从未浪费过公家一分钱。

即便如此，他还是极其严厉地规定儿女每月开支只能是10元，这包括学校的伙食费和公共汽车交通费，零花钱2元，孩子们身上穿的衣服不是旧的就是破的。

1959年，杨奇清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进行调研，在回乡之前，他反复强调，不搞前呼后拥那一套，只带了一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

家乡亲人见到他非常高兴，纷纷找上他希望帮忙介绍工作，但都被杨清奇拒绝了，因为他深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危害。

杨奇清作为新中国的一面“超级盾牌”，他尽职尽责，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始终战斗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为公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