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僵持了60年，经历整整两代人的斗争才分出高下。

明朝灭亡以后同样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从北到南依次是多尔衮的大清、李自成的大顺和明朝残将组建的南明。

但明末的剧本并不按套路来，李自成只当了42天皇帝便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大顺没了。

南明政权虽然存在了18年，可别说收复失地，就连一次能让清朝伤筋动骨的反击都没组织过。

为什么清朝面对大顺和南明会存在压倒性的优势，而不是三方势力割据拉扯呢？

这是因为有一个人存在。

他是1644年中原大地上群雄逐鹿的最大变数，是改朝换代的关键点和胜负手。

这个人就是吴三桂。

吴三桂手握4万精兵，又镇守在战略要地，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可以说在大顺和大清之间，吴三桂倒向哪边，哪边就是大优势。

最后的结果我们也清楚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亲手打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的大门。

那由此来看，吴三桂是一个能和秦桧相提并论的汉奸，或者卖国贼吗？

其实都不是，这种说法是有人刻意掩盖真正的矛盾，往吴三桂身上甩锅而已。

笔者认为，吴三桂最准确的评价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投机主义者”。

首先，吴三桂降清的过程中，你说他卖国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国已经没了，怎么卖呀？

自家皇帝上吊了，自家首都被占了，水晶都被推平了，还在上路带线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此时的吴三桂，面对的不是降不降的问题，而是降谁的问题，前有多尔衮虎视耽耽，后有李自成来者不善。

那为什么吴三桂选择投向多尔衮的怀抱，而不是和李自成双向奔赴？

是因为他媚外吗，别闹，肯定不是啊。

当时的吴三桂已经真刀真枪地在一线跟清军对抗了快10年，他如果有叛国的心思，他早投敌了，比如蓟辽总督洪承畴、征辽前锋总兵祖大寿都是例子，这些人早就在沈阳加官进爵了，你说这些人投敌叛国，那无可厚非。

但吴三桂是实打实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所以事情的真相是，吴三桂降清不是因为清有多好，而是因为李自成实在太烂，烂到无可救药，两边一比较，多尔衮这个外族人都显得可爱起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有书信文件证明，李自成在占领京城后第一时间就想要招降吴三桂。

他托人给吴三桂带去了一万元白银和一千两黄金以及一封信，说自己是天命所归，仁义之师，希望吴三桂能够归顺。

而实际上，吴三桂也确实认真考虑了这件事，并且还询问了手下将士的意见，在得到了基层士兵的支持后，吴三桂下定决心，准备归顺李自成，联合抗清。

为了表达诚意，吴三桂还把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只带一小批人进京觐见李自成。

事情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时候，出岔子了，问题就出在李自成身上。

一个人可以装一阵子，但是不能装一辈子。李自成在京城装明主的记录是五天，五天之后，就把自己野蛮残暴的一面展露无遗，开始由上及下地在京城大肆搜刮抢掠，导致了一大批民众从京城逃难。

往哪逃呢？

往西往南都是大顺的势力范围，只有往东北方向去，因为所有明朝子民都知道东北方向还有手握重兵的吴三桂镇守，他是所有人的希望。

明朝末期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往山海关方向逃难的难民和往京城方向入朝觐见李自成的吴三桂在永平府，也就是今天的唐山附近相遇了。

在永平，吴三桂向这些难民详细询问了京城的情况，得知李自成绝非是他信中自称的明君圣主，更像是一个大号的土匪头子。

吴三桂当即决定，立刻返回山海关。

以上细节，在史书中并没有完整清晰的记载，但根据多部史料以及多名学者的研究文献，其实串联猜测前后的因果并不难。

可以确定的是，李自成的目光短浅，缺乏耐心让他丧失掉了第一波机会。

京城都已经是你的了。

吴三桂那边也快要到位。

你说何必要如此猴急，吃干抹净呢？

就好像跟女生聊天，本来聊的还行。

人家也同意跟你见面了。

结果你一个文本打过去要跟人果聊。

那就不要怪别人会被吓跑。

此时，吴三桂还没有完全把李自成拉黑。

毕竟，全家人在李自成手里做人质。

回去以后，甚至还主动跟李自成商量求和的事。

但是，令吴三桂面朝大海想了三天都没想明白的事发生了。

李自成竟然等不及了。

他带了6万人御驾亲征，亲自到山海关剿灭吴三桂。

这相当于，你给人家打本文人家不接。

结果你跑到人家家门口去脱衣服了。

这才让吴三桂下定决心，投降清朝，去找多尔衮。

但即便此时，吴三桂仍然不是以投降的名义去沟通的。

吴三桂在给多尔衮的信中写的是：“借兵讨贼，救民于水火”。注意这个“借”字。

吴三桂跟清兵交手多年，他清楚清兵是没有军饷的。

没钱了就入关抢一波，抢完了就回关内。

所以他的计划是，这次借兵击败李自成后，那李自成搜刮的7000万两白银和其他财物就是清兵的战利品。

清兵大赚一笔后就会向以前一样退回关内，那中原还是大明的。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来吴三桂非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卖G贼做派，反而他很注重自己忠臣孝子的对外形象。

很懂得道德资源对个人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

他习惯于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

当然，后面我们都知道，事情并没有向吴三桂想象的那样发展。

这次清军进京竟然军纪严明，跟李自成的表现有天壤之别。

这要归功于多尔衮身边那一大群投降的汉人文官给他出谋划策，这叫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也更衬托出了李自成团队的愚蠢和卑劣。

至于吴三桂日后，受清廷指派去缅甸追伐桂王以及在云南反清，这些都是吴三桂在他人生不同阶段的最优解。

所以，笔者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投机主义者，把他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属实不准确。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吴三桂不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那谁才真正应该背这锅呢？谁才真正应该在历史中留下骂名呢？

答案很明显，是由掌权太监和汉人文官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这群人是真正把人性中的丑恶与糟粕糅杂于一体，并且无限放大的重置，他们爱财如命，迂腐无能，卖主求荣。

这些人才应该被拎出来好好骂一骂。

我随便说几个

比如，在居庸关不战而降的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在保定投降的大学士李建泰。率先打开外城广宁门的守城太监曹化淳，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

主动打开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还有引李自成进入德门的太监王德化。

为什么要骂这些人呢？

不是我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和崇祯共情了，而是这些人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谁赢我帮谁”。

行事逻辑类似于：“我只想当县长夫人，谁是县长并不重要。”

如果说普通百姓，快要吃不起饭了，跟着起义军一呼百应在情理之中。

这群人在明朝社会结构中处于食利者的位置，正所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

说白了，你是拿钱办事的，他们撕毁的不仅仅是仁义礼智信这些流传了两千年的传统价值观，更是人类文明中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契约精神。

给他们一个比较合适的评价就是：下水道里的老鼠，帝国的蛀虫。

还有一个例子，能体现出这些人是多么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自利。

在李自成控制河南以后，朝廷由于缺乏军饷，已经无法组织有效反击了。

这时，朱由检开始向满朝文武募捐，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对皇帝还是大臣们，这笔银子可是救命的。

家都没了还留着银子千什么，最后要了一圈，只募集到区区20万两，杯水车薪。

但是后来，李自成可是在他们身上挤出7000万两的油水。结果如他们所愿，李自成进京了。

家被烧了，钱被抢了，人被杀了，整整7000万两白银的财富落入李自成的口袋，就是这些饭桶，却牢牢占据了大明的上层生态位。

大明，没的不亏。

那既然事实清晰，责任明确，那为什么还要把明朝灭亡这口大锅扣在吴三桂的头上呢？

因为，真正的责任人又重新掌握了话语权。

历史上，从来只有背叛阶层的个人，没有背叛阶层的阶层。

后世填补上这一生态位的人，会不停地为自己的前辈找补和甩锅。

那为什么偏偏是吴三桂，而不是李建泰、曹化淳或者张缙彦呢？

很简单，因为这群人在判断谁可以欺负这件事上拥有极高的智慧。

吴三桂后来反清了，他从清廷上层掉落了，清廷的文人们自然可以放心大胆地攻击，结论也就流传后世了。

所以，吴三桂被骂上百年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背叛了大明，而是因为他背叛了大清。

如果他在平西王的位置上寿终正寝，那我相信后世对他的评价绝对会有很大的不同。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话语权比事实重要。

大部分人是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了解事实的，只喜欢把别人主动送到嘴边的信息，而这就给了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

从古到今，这点从始至终都没变过。

比如在今天，还有一部分人为了利益和自我情绪发泄，扛着绝对正确的大旗去肆意煤击不相干的人和事。

扣帽子、贴标签、鉴成分是他们的拿手好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能欺负，但你要他们为身边真正需要解决和改进的问题发声，那他们是万万不敢的。

正义感爆棚的他们此刻又选择性失聪了。

而且我相信，如果未来有一天他们的利益受损的话，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掉曾经高高扛起了大旗，甚至把大旗踩在脚下，就和那群打开北京城门明朝太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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