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在西充凤凰山击杀大西秦王张献忠后，清朝开国功臣、素有“满洲第一巴图鲁（满语：勇士）”之称的悍将鳌拜率得胜之师趁势西进，旋即进入慕名已久的四川首善之地——成都。

彼时的成都早已被张献忠摧毁，满目疮痍，已经不成其为一座城市，而是一片废墟，这座兴盛于汉末三国时期、被唐代“诗圣”杜甫形容为“锦官城”的西南繁华都市，如今已失去了战略、经济价值，如今连来自关外的落后民族女真人也觉得占据它意义不大，鳌拜等人唏嘘感叹一番后，随即率八旗兵退出成都城“遗址”，向东追击张献忠大西军残部去了。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均是骁勇善战的将才，由张一手带出来的延绥子弟，惨败西充凤凰山后，他们草草掩埋义父遗体，率余部奋死溃围而出，沿嘉陵江向东逃跑，后辗转折往贵州境内，清军则尾随其后，紧追不舍。在清军施加的强大压力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以及大西军残余将士一日数惊，也觉惶恐不安。

据说，张献忠临死前留下遗言，绝不可投降满清，要寻机与南明政权泯却恩仇、冰释前嫌，抱团共抗满鞑。当时，李定国、艾能奇都建议和南明小朝廷合作抗清，而南明唐王朱聿键面对咄咄逼人的清军以及自己兵单势弱的窘境，也向大西残余势力抛出了橄榄枝，释放出愿意与昔日死对头合作抗清的姿态，唐王亲自下诏谕说：

“献忠所害者，兄弟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 。《永历实录》

唐王的意思是，张献忠所戕害的是我兄弟，并不是君父（指明朝皇帝），尔等投降的话可以赦罪立功。

据记载，张献忠共有12个义子，史称“十二太保” 。其中最出名的就属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太保”。这四人都是能征善战的骁将，均是大西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张献忠最信赖倚重的左膀右臂 。后孙、李、刘、艾分别被献忠封为义（秦）王、晋王、蜀王、北王。

史料记载，一日，北王艾能奇问大西政权任命的东阁大学士汪兆龄：

“现在老万岁 （指自封秦王的张献忠）死了，我们怎么办”？

汪兆龄不解其意，答曰：

“将军们照旧行事不好吗”？

艾能奇发怒道：

“老万岁在成都，你当宰相，不能辅佐他治国，一味劝（撺掇）他杀人，以致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都把吾等叫做‘贼’ ！今日已到如此地步，你还要劝吾等做‘贼’！其心可诛 ”！

话毕，拔刀将汪兆龄斩杀，这段对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献忠在四川的胡作非为 。

取得共识后，四大太保将大西军余部一分为四，各统一军，旋即取路进入贵州，在名义上投降了在西南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

从此，这些内战枭雄与昔日的死敌南明结成同盟，走上了抗拒异族入侵的民族战场。

明清之交，是一个风云激荡、大浪淘沙的时代。

孙可望、李定国等昔日明朝的造反者，如今又成了拼死抵抗满清、极力维系南明小朝廷的忠臣义士，历史的波诡云谲、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让人瞠目结舌，个中是非恩怨更是难以理清。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西残余势力几经起伏，最后实力最强、自封秦王却阴险狭隘的孙可望投降了清朝，并引导清军攻击自己的义兄弟们，与从前亲如手足的战友们浴血厮拼；艾能奇、刘文秀先后病死，并无太大的作为；只有李定国，忠勇义烈，自始至终坚定地挺立在南明永历帝的旗帜下，和清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战，并在一段时期内占据了局部优势，取得了一系列辉煌大捷，击杀了清宗室、亲王爱新觉罗·尼堪、定南王孔有德等满清重臣，据记载死在他手上的三品以上的清军将领就多达38名，他也成为维系南明小朝廷安危的中流砥柱。

但满清入主中原已成为历史事实，时代的大幕已经落下，在西南四处流窜的南明政权大势已去，仅仅靠李定国这样的孤勇斗士浴血奋战，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仅仅靠一两个英雄做悲壮而绝望的抗争，又能改变什么呢？

公元1661年，即清顺治18年，历时15年之久的南明永历政权彻底覆灭。

1662年，也就是清康熙元年的6月1日，率南明残军在中缅边境崇山峻岭中坚持斗争的李定国得知永历帝朱由榔已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于昆明，他原本已身患重病，惊闻噩耗仰天痛哭，呕血数升，27日，南明遗臣李定国，彼时最后一颗汉族将星，病重而死，陨落在异国的蛮荒丛林中，据史料记载，他临死前最后的遗言是：

“任死荒丘，勿降也” ！

李定国死时年仅42岁。李定国的儿子李嗣兴面对父死群龙无首、人心涣散的乱局，无力驾驭，在缅北的荒山野林间彷徨愁苦了3个多月后，李嗣兴决定违背父亲的临终嘱托，带着李定国留下的册、宝和大将军印信，以及妻儿老小和1200多亲信将士北返云南，辗转至昆明向吴三桂投降 。部分不愿投降满清的南明将士留在了麻栗坡，也就是今天的缅北果敢，他们的后裔被缅人称作果敢族，即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