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一支自江南而来的汉人军队，在连克河南、山东等地后，席卷而上，包围了元王朝的都城。

忽必烈的六世孙妥帖睦尔不顾群臣谏阻，“毅然”抛下社稷，仓皇出逃。

至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沿着祖辈来时的路回到了北方大漠。

虽然北遁的脱欢帖木尔依然有心恢复江山，但早在他撤出大都前，江南的朱元璋就已经在南京建号称帝了。

也是在这一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以光复天下的胜利姿态宣告了元朝的灭亡。

元朝，脱胎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因应汉地治理，模仿中原主朝所建立的政权。

从忽必烈建号称帝的1271年算起，共历98年。

这样的王朝寿命在与历代大一统王朝相对比下，显得相当短命。

为什么元朝会如此迅速地崩塌？

人们普遍认为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没有进行汉化改革，始终不得中原人心，最终被赶出了中原。

但难以理解的是，汉化就能长期维持中原统治这一简单的道理，元朝的皇帝会不懂吗？

如果元朝的皇帝懂，那他们又为什么不进行彻底的汉化，以达成帝国的长治久安？

自古以来，凡入主中原的游牧政权，均会施行不同程度的汉化改革，如鲜卑魏的孝文帝改革，契丹辽、女真金、党项夏对中原典章制度的模仿，均是统治者主动进行且较为成功的典范。

为什么这些政权会主动进行汉化？

一、是中原文化发达，人口众多，与苦寒的草原相比，其先进性决定了其在制度对比中有着极大优势，而且，中原与草原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如果在中原运行草原上的那一套肯定是行不通的。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汉化可以加强中央，使游牧出身的皇帝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

游牧势力受草原的生活方式影响，始终无法建立像中原那样的大统王朝。

可汗的权威大小完全取决于手里的兵有多少，如匈奴、突厥这些煊赫一时的草原强权，表面上看的确强大，但却只是一个部落联盟，联盟内部权力斗争始终不断，且极为血腥。

自始至终，都未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继承和制约机制，下克上，的例子层出不穷，但中原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原汉地进入了中央集权的郡县时代，皇帝个人所拥有的制度权力越来越大，权力交接也基本平稳，下克上、臣子篡位的成本及门槛也越来越高，这对于每一个入主中原的游牧首领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

因此，凡是入主中原的游牧首领，都希望通过学习中原制度来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对于同样崛起于北方大漠的蒙古，自然也是。

纵观元朝近百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元朝的皇帝并非不想进行汉化改革。

以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来说，年轻时的忽必烈十分仰慕汉地文化，不断延揽汉地人才，与他们探讨治国之道，获得了中原士绅豪强的鼎力支持。

正所谓：“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至道”。

他在蒙哥汗死后，之所以能击败阿里不哥取得汗位之争的胜利，就是因为他获得了中原豪强的支持。

登上汗位后，忽必烈迁都汉地，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模仿中原王朝建立，汉化改革特续进行。

之后，汉地士子不断通过科举进入朝廷中枢，大元开始缓缓地朝着成为一个中原王朝迈进。

此时，正是元朝完成汉化的最佳时机。

忽必烈作为战争年代走来的帝王，拥有着元朝后世君主不可比拟的权威。

太子真金对汉文化的热爱，使汉族士绅看到了王朝政策的延续性。

但对于忽必烈来说，他不仅是大元的皇帝，还是蒙古的大汗。

鲜卑魏在孝文帝变法后，虽然加强了自己在中原的统治。但草原却被新兴的柔然所取代。

契丹、辽、女真金又在入主中原后连续被草原上的新兴力量所推翻。

契丹、辽、女真、金又在入主中原后连续被草原上的新兴力量所推翻。

这些前车之鉴，使忽必烈必须考量维持漠北统治的重要性。

为了维持元朝在漠北的统治。忽必烈不得不在汉化和维持传统之间做平衡处理。

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建立两都巡幸制度。不辞辛劳地穿梭在草原与中原之间，试图将截然不同的两个统治区域融合起来。

但到了忽必烈在位后期，这种脆弱的平衡却出现了危机。

汉族士子不断通过科举进入朝廷中枢。

在壮大汉族士绅力量的同时，也威胁到了蒙古贵族的利益。

朝廷迅速形成了支持改革与反对改革的两派，他们为了扳倒对方无所不用其极。

一些汉族大臣，甚至想通过让忽必烈禅位给支持汉化的太子真金，来达成对保守势力的压制。

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危险的，虽然忽必烈没有处理掉太子真金，但这位最有希望带领元朝完成汉化改革的储君，还是因为禅让风波而惶恐不安，最终突发恶疾而亡。

这使忽必烈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后，汉化改革便戛然而止，科举全面叫停，汉族士子的上升通道被完全关闭，蒙古贵族势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忽必烈驾崩后，元成宗、元武宗只能延续这一政策，时间长达30年之久。。

但正如前面所说，汉化改革是元朝皇帝稳固中原的必须，也是极度有利于加强皇权，压制贵族的策略。

所以，在巨大的潜在收益面前，元朝在第四代、第五代皇帝时就重新启动了汉化改革，如重启科举制度，提拔汉人精英压制旧贵族，限制蒙古诸王的权利等。

但这种政策无疑是在向元朝的所有宗亲、外戚、勋贵宣战，而此时，皇帝的权威已经大不如前，根本无力压制蒙古贵族的反抗，因此，大元皇帝终究没有逃脱游牧政权那种无序的下克上的命运。

至治三年（1323），全力推行汉化变革的元英宗在从上都返回大都的途中被保守势力刺杀身亡，之后，从小在草原上长大的也孙铁木儿被保守贵族拥立为帝，汉化改革再次停止。

五年后也孙铁木儿驾崩，元朝又在短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位皇帝，保守的贵族势力内讧不断，皇帝完全无法左右朝局。

等到精通汉学的元文宗即位时，蒙古贵族已经彻底控制了朝廷，有了英宗的前车之鉴，实行汉化改革的文宗想都不敢想。

文宗死后，顺帝即位，这位试图中兴大元的皇帝，面对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虽有心施行新政，却无奈朝廷大权不在手中。

顺帝初期，蒙古贵族不仅罔顾中原士绅的不满情绪，还变本加厉地压制汉人，大开历史倒车，等到顺帝除掉伯颜，开启汉化新政时，对朝廷失望至极的中原士绅却已经忍无可忍。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等汉族巨富发动起义，公开与元朝分庭抗礼。各地汉族士绅地主毁家纾难，投身到了反元大起义中。

到至正28年（1368）。元朝在经过了短短十几年的战争后就被轰回了老家。

综合来看，元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即是未能汉化，将中原士绅排除在了统治阶层之外，堵死了士绅们进入朝廷的上升通道。

最终，忍无可忍的地主老爷们只能无奈地带头造反。

而明知汉化才能稳固统治稳固皇权的元朝皇帝也并非不想改革，只是因为元朝在面对草原与农耕两个截然不同的统治区域时未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致使蒙古贵族与中原士绅两大势力在朝中的分布严重失衡，最终造成了蒙古贵族对皇权的彻底控制，上升通道被完全堵死的中原士绅只能揭竿而起。

由此，改革再无可能，元朝败亡的命运也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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