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一天，建筑工人胡大志在街上买了东西，就去母亲家里探望。心想着，母亲独自一人他们4个兄弟姐妹拉扯大非常不容易，如今他们已经成家立业，是该好好孝顺老母亲了。

但就当胡大志欢欢喜喜提着东西进门后，却看见老母亲满脸泪水盯着一处地方聚精会神地看。他赶忙问母亲发生什么事了，却见母亲指着前面香炉说：“那里面有我保存了半辈子的东西，是你父亲留给我的，现在时候到了，请你把它交给人民政府。”

胡大志很是疑惑，连忙拿起香炉，把里面的东西倒掉后，却发现其底部夹着一张纸。展开来看，就见上面开头写道：仲毓、光庭、东山同志；信件署名写道：贺云卿。

贺云卿，正是贺龙的字，战争年代，他常以“贺云卿”与同志联系。这位珍藏贺龙亲笔信的老妇人名叫谢翠兰，贺龙信件开头的“仲毓”就是她的丈夫胡仲毓。

谢翠兰1900年出生在湖南沅陵的普通百姓家里，家里靠开客栈为生。少女时代，谢翠兰与经常在她家客栈食宿的胡仲毓相识。

胡仲毓是贵州丹江人，与谢翠兰相识之前，他就已经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组织学生联合会，与同学彭英才、包东山等在学校组织罢课。

1921年，胡仲毓受到校方排挤，被迫开除。几年后，他邀请好友包东山以做生意为由离开家乡，寻找真理，来到了湖南沅陵、平江、浏阳等地。在沅陵落脚之时，就住在谢翠兰家的客栈中。

谢翠兰对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好感，时间一长，两人互生情愫，由谢翠兰父母做主，于1926年两人结为夫妻。

然而，谢翠兰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并不能将精力放在家庭上，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寻求真理、救国救民。

在结婚后没多久，胡仲毓就与包东山离开了丹江，再没了联系。

谢翠兰一时间难以接受丈夫无影踪的事实，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她独自一人留在家中生活。

而另一边，胡仲毓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贺龙的弟弟贺锦斋等青年志士，跟着他们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并在部队中认识了李光庭等人。

1927年初，胡仲毓和包平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谢翠兰不知道的日子里，胡仲毓跟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由于出色的表现被任命为贺龙第四十九军一师一团的团长。

1929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建立和扩大新的革命根据地，贺龙部队要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于是，胡仲毓和包东山被派去实现这一目标，胡仲毓终于回到了妻子身边。

历经三年，谢翠兰再一次见到了丈夫，多年的委屈一涌而上，她扑到丈夫怀里痛哭，质问着他们为何一声不吭就走了，而且三年来没写一封信。

胡仲毓心疼地将妻子搂在怀中安慰，但对自己做的事，还是闭口不言。谢翠兰见他不肯多言，也不再多问。

此后，谢翠兰在家做贤良妻子，胡仲毓就在外面发展革命活动，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基础。

在这期间，李光庭以朋友的身份，常在胡家和包家食宿，胡仲毓和包平山通过父亲，先后插到杨昌手下当官。

表面上胡仲毓等人是民团的人，但暗地里他们正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秘密聚会的地点就是胡仲毓的家。

几人每次密会，胡仲毓都会让妻子在外放风，有人来时就让谢翠兰咳嗽和敲门，以作提醒。

谢翠兰虽然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但看到丈夫严肃、郑重的表情，便答应了。每天白天，她就坐在大门口卡手晒在外面的谷子或者纳鞋底等家务活，有陌生人来了，她就按照胡仲毓教给她的那样做。

谢翠兰不知道的是，在无意间，她也成了革命胜利的一分子。

在胡仲毓、包平山、李光庭等人的努力下，革命工作做得十分出色。1934年，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进入贵州，顺利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紧接着，胡仲毓就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贺龙派来的交通员带来一枚木制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四方印鉴，还有一封贺龙的亲笔信：

仲毓光庭东山同志：工作需要我到湘、鄂西一带建立游击，冠生望你们坚守本地壮大队伍，迎合红六、七军的到来。贺云卿，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于藕池区。

此时，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胡仲毓听闻后便率领民团大部借道榕江往黎平，打算随红军长征，但当到达榕江西门坡时，却遭到了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的阻击。

由于部队落后，胡仲毓的愿望没有达成，只能撤回。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丹江县县长郭辅相对胡仲毓的行动有所怀疑，便派暗探跟踪。

胡仲毓似乎也已经察觉到丹江县的紧张氛围，可如今中央红军已经北上，他也只能随机应变。或许想到未完的事业，胡仲毓不禁感到悲伤，他嘱咐妻子：“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要搜我的贴身内衣，找到什么都要把它藏好，对什么人都不要讲，就是自家孩子也不能告诉。”

谢翠兰就算再不明白，也清楚了丈夫话中的意思。从此以后，谢翠兰就一直陷入担忧之中，但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1936年9月的一天，有人把胡仲毓喊了出去，谢翠兰看着丈夫远去的身影不由得心跳加速。果然到了半夜，一声枪响响彻丹江县，邻居告诉谢翠兰南门被打死好几个人，她的丈夫胡仲毓就在其中。

谢翠兰当下就感觉头昏目眩，但潜意识告诉她现在决不能倒下去，丈夫的话还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

似乎用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谢翠兰跑到了南门丈夫牺牲的地方。当她看到丈夫的尸体时，她大哭着趴在丈夫身上痛哭。

她边哭边用手摸着丈夫还未彻底凉透的身体，从丈夫的内衣里，搜到一包小东西，趁人不注意连忙藏在怀里，赶紧回家。

回到家中，谢翠兰打开一看，里面是两枚印章、一枚勋章和一封书信。她将两个比较大的印章藏到了床板下的小洞中，封信则用红布包好缝在了衣服里侧。

在做好一切之后，谢翠兰这才放心下来。可一安静下来，失去丈夫的痛苦再次席卷而来，看着还在嗷嗷待哺的4个孩子，谢翠兰陷入了一片悲痛之中。

胡仲毓牺牲后，身份自然也暴露了，民团怎肯放过谢翠兰和孩子们。连续几天，民团持枪闯进她的家中四处翻找，对他们一顿讯问。

一来二去，谢翠兰家中的钱财物品通通被搜刮干净，无依无靠的她只能带着儿女流落到偏僻的密林深处，投靠那里的娘舅家。

可娘舅家也十分贫穷，再加上谢翠兰5口人，更是难以生活。因此在几年后，谢翠兰只能又带着孩子回到丹江居住。

十几年的时间，谢翠兰不知受了多少罪，家里的物品换了也不知多少，但那件藏着信封的棉衣一直被她珍藏在家里。

无论谢翠兰吃了多少苦，有多少人想问出胡仲毓留下的遗物，她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字，就连她日渐长大的儿女，她都没透露半分。

20世纪80年代，谢翠兰的那件衣服实在破旧，红色的绸布也快要露出来了，谢翠兰这才将信封藏在了香炉中。一般人不会对一个香炉产生怀疑，更不可能倒出香炉中的东西察看，所以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谢翠兰一直将这件事藏在心底，直到1987年，她也已经87岁了，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的她终于决定将信交给值得托付的人。

正巧这天儿子胡大志来家里看她，她才终于将丈夫多年前托付自己的事情讲出。按照母亲的愿望，胡大志将信件和印章送到了有关部门，经过鉴定，两个印章确实是真的，信中字迹也确实是贺龙元帅的字迹。

之后，信件和印章被放入了贵州雷山县档案馆里，后来又被送到中央档案馆中。至此，这封沾满鲜血、汗渍、由白变黄的信件公之于众，有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胡仲毓与谢翠兰伟大的光辉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