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制度剧变、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等客观结构的约束下，时间不再是纯粹的物理性要素，作为社会的重要标记物和调节变量，女教授领受了时间带来的负面焦虑情绪，一定程度地引起认知和行为方面的混乱、失序等问题。
弗洛伊德提出的“焦虑”防御机制对于理解女教授受时间焦虑驱动引申出的建设性行动具有解释性意义。
诚然，焦虑会让人暂时地不舒服甚至是痛苦，在被焦虑情绪掌控的时候，个人理智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也会一定程度地被削弱，但焦虑并不是一种性格方面的缺陷或异常，而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正常情绪。
所以，人不可能真正的克服焦虑，当我们越想摆脱焦虑的时候，只会进一步增加有关焦虑的感知，真正重要的是了解那些使我们焦虑的对象并进一步开展有效行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将时间焦虑的负向干扰降到最低。
生命历程理论提出，尽管个人的主观认知行为选择是建立在结构性力量的制约基础上，但是，个体的能动性才是真正左右其生命历程的核心要义。
因此，面对焦虑中足以将人“毁灭”的负向情感，必须以更加强烈的建设性行动、知识与情感才有可能“战胜”它，在焦虑本身的动力机制下，扭转个人的被动局面。
如果说时间焦虑往往表现出一种面向不确定的痛苦和恐惧心理，那么，要想切实发挥焦虑对个人行动过程和行动结果的驱动功能，同时牵涉到行动者的个人意图、自我选择和能力质素等多方面的要素。
焦虑之于智识等知识活动如影随形，体验到焦虑的能力与面向未来进行规划的能力具有一体两面的特质。克尔凯郭尔同时指出，对个人能力的高度信任并非一定能够排解焦虑、步入成功，但是能够给予个人行动者在焦虑中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勇气。
因此，与一般的行动者略微不同，作为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具有一定决定性影响力的重要行动者，在面向时间焦虑的统一体实践中，女教授并非是完全被动地应付来自外部的时间压力。
而是具有更高的自主理性，足以对个人的时间焦虑情绪进行调适；同时表现出更加强烈地主动行动意识，勇敢地拓宽自我的边界，谋求个人的超越。
当时间焦虑的驱动性能量与女教授的个人智识、意志、主体行动结合后，她们相应地具有了更高地应对时间焦虑中的负向问题、做成某件事的可能。
受到时间焦虑的意义驱使，来自外部的时间约束不再单纯是沉重的附加之物，而化身成为了女教授坚持前行的力量。
本着对自我、他者负责的态度，女教授会通过主动性、建构性等能动行为，积极顺应、调和、对抗来自外部的结构性约束，构建出一个更具有动态性、协同性、适应性的个人时间秩序。
一方面能够将时间焦虑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对于减轻、驱逐负向的焦虑情绪具有极佳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女教授在与时间焦虑共存时，带来的个体经验增加、个人能力增强、对个人有限性的超越，为进一步确证自我的符号价值、潜在价值、存在价值等生命意义提供了出发点和行动介质。
顺应：化宏观层面的时间加速为生活节奏的参照：个人与社会、组织之间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反之，“个人的生活经验是主客体共同根植的整体结果”。
当个人的经验性认知遭到当下新发事物的冲击和威胁时，均衡连续的认知系统逐渐失效，‘现在’就成为了破坏并重构新认知体系的时间性中轴。
女教授被外部范式规制的同时，受到自我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同一性关系影响，会将社会的总体时间作为衡量个人行动的尺度，不自觉地内化外部现实结构的时间节奏，针对不断变化的庞杂情境积极地生成适应性行动。
在时间焦虑的驱动下，女教授通过对时间价值进行反思和行动，将时间的竞争性逻辑与个人的创造性、建设性劳动相嵌合，进一步将时间焦虑的消极影响转化为支撑她们发展自我、获取人生意义的顺应行动，从而在对外部时间的自觉“内化”中，努力塑造一个与社会时间节奏高度同步的全新自我，成为大学知识生产、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根基。
研究者采用步行速度、工作速度、说话速度、戴手表的普遍程度四个指标来对不同文化中的生活节奏进行衡量。
这个指标体系虽然是以宏观的文化生活为研究对象，但也说明快速的社会时间会对个体的生活节奏产生时间压力。
虽然步行、说话、吃饭等行为本身的速度存在个体间差异，但是年轻的女教授总体行为速度方面相对更快。
事实上，行动上的缓慢也不意味着心理层面对时间感知的平静；与之相对的是，事件、体验的稠密与个人的时间焦虑之间存在着更加直接、紧密的关系。
此外，无论是在公共范畴还是个人的行为领域，女教授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时间观念。她们坚持守时以表现对个人时间秩序的精确规划，以及对在场方的尊重，她们往往习惯于“赶场”甚至是“轧场”。
根据女教授的时间安排表，一周七天的时间中，最多一天是勉强属于家庭的欢乐时光。家庭时光的“稀缺性”导致了女教授对这一时段活动内容、质量以及个人体验的高要求与高期待，为此，她们大多会提前进行时间“预算”研究，涵盖从吃饭、娱乐到家庭全体成员共同度过等多事件、多任务的叠加和紧凑编排。
其中，不仅要对各个行为主体共同的集体时间进行调控和统筹，还要尽量减少活动之间的时间空转。
如卡点到达餐厅以减少等待的时间，凭借以往的行动经验缩短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为了避免路上塞车而早早出发，为了避开人流而在电影结束前十分钟提前离场等等。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女教授对微小的精打细算，恰好反映出时间焦虑的弥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的认知性改良。
这些面向生活节奏的行动片段说明女教授将时间视作一种珍惜的资源摆在重要的位置，在对时间的宽度、广度的确立和个人时间行动方面，表现出对时间的敬畏和追逐心态。
将“生活节奏作为每个时间单位内意识所呈现的内容变化“总和和深度的产物’来确定”，或许是职业习惯，但更贴切的原因是，女教授对时间价值的认知和理解使得她们即使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休闲时间浪费在他者身上，尤其是无谓的等待。
事实上，如果这一天过得相当的闲适轻松，难免会与当下对忙碌的展示和崇拜的时间理念格格不入，女教授内心会不自然地产生一种自责和内疚心理，伴随着面向未来、竞争的不安定感，反而又促成了她们重新投入到忙碌时间节奏中的动力。
个人对时间加速的持续性建构嵌入到现代化结构体系之后，女教授仿佛开启了“倍速”人生，出现了工作时间、家庭时间、个人时间集体加快的趋势。
在行动进度条的拉进中，女教授进一步加剧了时间作为一种资源的主体性认知，并在将时间奉为重要生产力的同时一定程度地缓和了自身的时间焦虑情绪。
时间加速技巧：作为学术工作的必要前提，为了应付不断扩张的工作量以及可能的时间焦虑，处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平衡与冲突关系，女教授开始采用各种形式来对有限的物理时间进行增加、减少、组织等技术性操控和管理。
调查发现，她们普遍倾向于一种“去中心化”的时间管理逻辑，即通过战略性地对时间进行主动控制，从而实现在同一时间段对多项事务进行全面组织的整体目标。
这不仅涉及到任务处理的多样性方面，也表现在同一时间节点操作事务数量的增加，借助个人的加速行动来营造出“时间增加”“抠时间”的幻象。
女教授对时间的“物理式改良”和形式“压缩”，主要表现在更短暂的休息时间、更快速的单位时间、更完整的行动时间以及更稠密的劳动时间等四个方面。
“更”表示递进，女教授的生活节奏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快，而是她们在时间焦虑的反向刺激下，在与时间竞速的努力奔跑过程中，表现出时间利用率方面的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