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南方水乡，鱼鹰是渔民眼中的 “香饽饽”—— 一只训练有素的成年鱼鹰能卖到 4000 元，跟着渔民捕鱼几十年，是妥妥的 “谋生好帮手”。

可在蒙古国，鱼鹰却成了 “眼中钉”，不仅成鸟会被驱赶捕杀，连刚产下的鸟蛋都要被活埋。同样是鱼鹰，为啥在两国的待遇天差地别？这背后藏着对生物习性的误解，更藏着环境与生存的无奈纠葛。

蒙古人排斥鱼鹰，第一个理由就是觉得它 “太能吃”，甚至 “浪费鱼”。可事实上，鱼鹰的食量远没想象中夸张，所谓的 “多带鱼”，不过是为人父母的 “责任”。

成年鱼鹰的体重大多在 2 到 5 公斤，体型小的甚至只有几百克，一条一斤重的淡水鱼，足够一只鱼鹰吃一整天。但鱼鹰有个特殊的 “素囊”—— 就像个临时 “储物袋”，能装下和自身体重差不多的鱼。也正是这个素囊，让蒙古人误以为鱼鹰 “捕了鱼却吃不完，故意浪费”。

可他们不知道，鱼鹰 “带鱼回家” 是为了养活幼鸟。鱼鹰夫妻会共同孵蛋，小鹰破壳后既不会飞也不会捕鱼，全靠父母轮流外出捕食。

每次捕鱼后，鱼鹰会把鱼存进素囊，带回巢里喂给孩子；等小鹰再大些，父母还会带着捕到的鱼教它们辨认、啄食，直到小鹰能独立生存。也就是说，鱼鹰 “多带鱼” 不是贪心，是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幼鸟等着吃饭，这份 “父母心”，反而成了被攻击的理由。

蒙古人对鱼鹰赶尽杀绝，核心矛盾是 “贝尔湖等水域的鱼变少了”，他们想当然地把这笔 “账” 算到了鱼鹰头上，却忽略了真正的 “凶手” 其实是人类自己。

首先是过度捕捞的问题。当地不少渔民为了多赚钱，用密眼渔网捕鱼 —— 这种渔网不仅能捕到成年鱼，连几厘米长的小鱼苗都不放过。长期下来，湖里的鱼根本来不及繁殖，数量自然越来越少。可渔民不愿承认自己的问题，反而把 “鱼变少” 归咎于鱼鹰捕食，觉得是鱼鹰抢了自己的 “口粮”。

更严重的是采矿污染。蒙古国近年来采矿业发展迅速，不少矿区的污水没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进附近的河流、湖泊。

贝尔湖的水质因此急剧下降，湖里的水草大量死亡，鱼类的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 —— 有的鱼因为水质污染生病死亡，有的鱼则因为找不到食物迁徙离开。这些才是导致鱼类减少的关键原因，可鱼鹰不会说话，只能默默背下 “破坏渔业” 的黑锅。

同样是面对鱼鹰，中国渔民的做法却截然相反 —— 他们把鱼鹰当成 “伙伴”，靠鱼鹰捕鱼实现双赢，这也是鱼鹰能卖到 4000 元一只的原因。

在我国江南水乡，渔民养鱼鹰的历史已有上千年。他们会在鱼鹰的脖子上系一根松紧合适的绳子，既不影响鱼鹰呼吸，又能防止它把捕到的大鱼吞下去。

捕鱼时，渔民划着小船，鱼鹰则潜入水中，很快就能衔着鱼浮出水面；渔民把鱼从鱼鹰素囊里取出，再喂给鱼鹰几条小鱼当 “奖励”。一只训练好的鱼鹰，一天能帮渔民捕几十斤鱼，比人工撒网效率高得多，有的鱼鹰甚至能跟着渔民干二三十年，成了渔民家庭的 “重要成员”。

反观蒙古国，不仅没意识到鱼鹰的价值，还因为误解选择了极端方式。一方面，当地渔民习惯用渔船、渔网捕鱼，从未尝试过 “鱼鹰辅助捕鱼”，自然看不到鱼鹰的作用；另一方面，缺乏对鱼鹰习性的了解，也没人去调查鱼类减少的真正原因，只能用 “赶尽杀绝” 的方式发泄焦虑。久而久之，鱼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到了 “连鸟蛋都要活埋” 的地步。

其实，鱼鹰在中蒙两国的不同待遇，本质上是对 “人与自然关系” 的认知差异。中国渔民懂得 “利用生物习性、实现共生”，而蒙古国则陷入了 “遇到问题就消灭生物” 的误区。

如果蒙古人能放下偏见，像中国这样了解鱼鹰的习性，甚至尝试用鱼鹰辅助捕鱼，既能减少人鹰矛盾，又能缓解过度捕捞的压力 —— 毕竟鱼鹰只会捕成年鱼，不会伤害小鱼苗，反而能帮助维持鱼类种群的平衡。

希望未来蒙古国能重新认识鱼鹰，不再把它当成 “敌人”。毕竟，在生态系统里，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作用，盲目消灭某一种生物，最后破坏的还是人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