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这个新生政权的国家。

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感情是复杂的，尤其是对这个老大哥的掌舵者——斯大林，严重缺乏信任。

自斯大林担任苏联领袖以来，对中共有过两次严重的背信弃义，第一次气得毛主席说不出话，第二次更是将中国革命逼上绝路。

斯大林，中，拍摄于192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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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立即声称张学良的“兵谏”是日本的阴谋，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统一和抗日运动，并建议中国的同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争取和平解决该事件。

斯大林的目的很明显，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刚举行了“中苏安全条约”的谈判，以对抗德国和日本刚刚建立的反共产国际的协议。

蒋介石此时被捕使得谈判变得不稳定。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武力解决，提出轰炸西安；以蒋妻子宋美龄为首的派系看出了何应钦等人“清君侧”的意图，力促和平解决。

尽管宋美龄略占上风，但很明显的是，一旦和平的努力陷入泥潭，军事冲突将不可避免，届时亲日派将控制中国政权，这是苏联最担心的。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顾问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而斯大林的调停声明极为鲁莽，甚至连国民党都绝对很可笑。他只站在了苏联的利益上思考问题，并未充分了解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张学良明确表示，他的目的不是惩罚蒋介石，而是迫使蒋介石“补赎前愆”，转变内战政策，促进全民族抗日。这一点张学良在政变当日通报南京政府的“致全国电”中描述得很清楚。

而中国共产党则一早就强调了红军保持与张学良行动的一致性，以及将中央红军所在的西北作为抗日基地的决心。

本来这一切与斯大林最核心的目的，即与中国组成抗日联盟并不冲突，但是斯大林把西安事变视为日本阴谋、破坏抗日的声明，一下就中国共产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仍处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共就实际上独立于共产国际），因此斯大林的表态直接动摇了中共在张学良眼中的可靠性，也让中共差点背上“叛国通日”的黑锅。

毛主席看到苏联的声明后直接气到说不出话。

莫斯科与中共领导层之间的摩擦并不是什么新闻，但是此前中共对苏联的态度更多地还是认为老大哥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或是我们是不是误解了老大哥的路线。

但是斯大林在西安事变中的做法，却是实实在在将苏联“绝对可靠与同志情谊”的神话摔得粉碎。

1936年10月5日，毛主席、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信，建议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在蒋介石恢复权力以后，就立刻违背了其和平承诺，开始向根据地周边增加兵力，准备进行新一轮围剿。1937年1月，毛主席对全红军下令，必须“坚定地进行战备”，东北军也开始构筑阵地防御蒋介石军队的进攻。

这一紧张态势在“七七事变”以后还未改善。

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宣言草案，要求其同意红军开赴前线抗日，但是蒋介石并未表态。

7月28日，毛主席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无论国民党同意与否，红军将于8月20日开赴前线。

直到日本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江浙财团——这是蒋介石权力的基础，蒋介石才终于同意了红军的抗日要求。不久后，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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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第二次背叛发生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

在抗战胜利前夕，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一项联盟条约，国民党允许了苏联继续享有在东北的特权，以换取苏联在国共矛盾中的“中立态度”。

尽管内战的爆发不可避免，但是苏联的突然背叛让中共不得不独自作战。

要知道当时中共面对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军队，还有美国军队。在重庆谈判结束时，5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中国华北沿海登陆，中共在没有苏联的保护下，毛主席不得不考虑在华北与美军交战的可能性。

青岛大学路上行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官兵

1945年11月，当国民党军队进攻山海关的时候，斯大林下令要求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身）从所有主要城市和通讯路线上撤离。

一位苏联将军警告中共华北领导人彭真说：“如果你们不离开，我们将用坦克将你们轰出来。”。

在中国境内的苏联军队还向我军破坏铁路干线以延缓国民党攻势的战士威胁：要么停下，要么被缴械。

平时极为冷静的彭真这次也罕见发火，他告诉苏联人：“一个共产党军队用坦克打另一个共产党军队，这倒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代表莫洛托夫于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尽管苏联的背叛对于中共来说不足为奇，但是这一次却直接把中国革命推向覆灭边缘。斯大林再一次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出卖了中国的同志。

讽刺的是，由于美国担心美军被卷入中国内战，以及欧洲局势的严峻使得美国无暇顾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因此转而要求蒋介石停火，至少要推迟开战。

尽管蒋介石的军队并未停止进攻，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进攻强度上有所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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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全国解放大势已定。但是斯大林却明确要求解放军不要渡过长江，理由是避免触怒美国。

但无论是毛主席还是斯大林都知道，一个分裂的中国符合苏联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因此毛主席断然拒绝了这一荒唐要求，并挥笔写下“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4月，渡江战役

5个月后，当胜利席卷全国之时，斯大林终于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作出了含蓄的道歉，“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因为我们常常不够了解你们事情实质，可能讲错话。”

但斯大林的道歉并不是免费的，这一“和善”态度下，斯大林并没有提及任何苏联在东北特权相关的事情，显然斯大林这一示好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默认这些特权。

毛主席也非常清楚斯大林的盘算。

1949年行将结束时，中国西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掌握在国民党手里，解放军对福建沿海的金门岛攻势遭遇挫折，蒋介石从台湾飞回四川准备在大陆拼死一搏。

但毛主席却踏上了开向了苏联的列车——国内的敌人已经不足为虑，外交的战场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