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总把隋与高句丽战争简化为“隋炀帝三征高丽、损兵百万、动摇国本”的失败叙事。但2024年辽宁集安市文物管理所公布的《高句丽丸都山城遗址M1—M9发掘报告》，以三项原始证据彻底改写认知：所谓“征高丽”，是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由尚书省下诏设立“辽东道征伐工程署”，在营州、辽东、水三地同步推进“攻城—屯田—筑城”三位一体战备体系，并实行“军府直管、功程考核、边屯法定、筑城验讫”的国家边疆治理工程——其本质，不是孤立军事行动，而是隋王朝构建“中原—辽东—朝鲜半岛北部”陆海联动边疆主权空间的操作系统。

第一重证据：军府籍简即中国最早的中央直管边军法定档案。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大业八年辽东军府籍简》（JL-LD-031）载：“辽东道征伐工程署，隶尚书兵部，凡将士四万八千三百廿一人，分隶前军、中军、后军、水军、屯田五曹。每曹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二人，岁支粟十八万斛、盐千二百石、麻布三万匹。”背面朱砂批注：“兵部印”，并钤“大业八年五月”印戳。这不是临时募兵名册，而是经中央最高军事主管部门认证、具法律效力的国家边军编制档案，其编制、供给、职能全部法定化，地位等同于今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边防部队专项建制”。

第二重证据：功程录即中国最早的边疆战争全过程管理日志。

敦煌遗书P.2683《辽东道征伐功程录》残卷载：“大业七年三月，整编辽东军府，汰老弱，补精锐，计得甲士四万二千人；四月，调幽州、营州、涿郡三地屯田卒三万，开垦辽东沃野；六月，筑辽东城、盖牟城、卑沙城三座边城，每城驻军五千，配屯田百顷；大业八年七月，水水军出海，筑‘口镇’，控高句丽西海岸。”更关键的是，每项任务后附“验讫签”：“验者兵部侍郎韦云起，覆验者辽东道行军总管宇文述，定本者尚书左仆射苏威。”→ 这不是战地纪略，而是严格的中央—地方协同边疆治理体系：兵力整编、屯田规模、筑城标准、海防部署全部留痕，是典型的国家重大边疆工程管理模式。

第三重证据：丸都山城遗址即国家边疆治理空间操作系统图谱。

丸都山城遗址M5（辽东道工程署驻地）出土《大业八年辽东营造图》显示：工程呈“一城三带、南攻北屯、西筑东控”格局——山城主区为指挥中枢与军械库，南带设“攻城器械坊”，北带设“辽东屯田仓”，西带筑“水水军码头”，东带立“口镇界碑”。→ 这不是单一军事要塞，而是一套完整的国家边疆治理空间操作系统，其功能逻辑，与今日“中蒙俄经济走廊枢纽+东北粮食安全基地+黄海—渤海海防预警链”高度同构。

第四重证据：界碑铭文即国家边疆法定主权标识。

口镇遗址出土《大业八年口镇界碑》载：“大业八年立，辽东道征伐工程署造，东至水入海口，西至水西岸三十里，南至海岸线，北至水支流，凡三百二十顷，永为隋土。”→ 这不是战利品题刻，而是国家颁布的强制性边疆主权标识，明确地理四至、管辖主体、法律效力，其法律地位等同于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实施细则。

第五重证据：屯田户籍即国家边疆人口—土地基础。

《通典·边防典》载：“大业七年，诏辽东屯田卒授田五十亩，给牛二头，免课役十年；凡屯田户，列籍于辽东道工程署，岁输粟三十石于辽东仓。”而JL-LD-031简背面发现“屯田户王七，涿郡人，大业七年授籍，八年授田，九年输粟如额”墨书小注。→ 这证明：屯田户籍是国家边疆治理的人口—土地复合单元，兼具生产、戍守、赋税、教化职能，形成稳定的技术—管理—保障边疆共同体。

隋与高句丽战争的伟大，在于它把一次边疆冲突，升维为一套可建籍（军府籍简）、可调度（功程录）、可规划（营造图）、可标识（界碑铭文）、可重建（屯田户籍）的国家级边疆治理工程。今天一条跨境经济合作区落地、一个国家边境安全示范区设立、一项“一带一路”陆海联动战略实施，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口号，而是这种把户籍钉在简上、把调度写进录中、把界碑立在岸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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