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重庆，空气里已经弥漫着紧张气息。解放军逼近西南，山城却被保密局严密控制。川东地下党的电讯工作，在这一年进入最危险的阶段。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因叛徒出卖被捕。江竹筠当时担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负责组织与交通联络工作。 根据《重庆解放史》和《红岩英烈传》记载，江竹筠长期协助川东地下党建立秘密交通线，整理文件，传递情报。江竹筠的工作虽不完全等同于专业报务员，但涉及电讯联络与密码转递，是地下网络的重要一环。 被押往重庆后，江竹筠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保密局人员反复审讯，目的明确：查清川东地下党组织架构和电讯联络方式。 审讯中，刑具反复使用，竹签刺入指尖、老虎凳加压、冷水浇身，这些情节在重庆档案馆保存的口述资料中均有记录。审讯者曾当面威胁，只要交代电台位置与联系人，便可减刑。 江竹筠始终未吐露组织信息。 1949年春，南京解放，局势急转直下。毛人凤指示重庆方面加强“肃共”。渣滓洞与白公馆监狱内关押的政治犯数量增加。陈然、许建业等人也在同一时期被关押。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入监狱。狱中难友在极端环境下得知这一消息，情绪激动，但保密局随即加紧控制。 根据《重庆解放史》记载，11月上旬，重庆形势已经十分紧迫，解放军向西南推进。保密局高层决定“清理在押要犯”。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与多名地下党员被押往歌乐山秘密处决。执行过程并未公开宣判，属于秘密杀害。档案中明确记载时间与地点。 陈然、许建业等人随后也遭杀害。11月27日，发生规模更大的集体屠杀，史称“11·27大屠杀”，三百余人遇害。 这些人中，多数从事地下交通、印刷、情报、电讯联络等工作。电讯系统在当时极为关键。川东地下党通过隐蔽方式与上级保持联系，电报内容多采用密码转换，人员一旦被捕，整个网络都可能暴露。正因如此，审讯重点始终围绕电台与密码展开。 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进入渣滓洞与白公馆清理现场时，遗体尚未完全处理。相关记录保存在重庆地方志与党史资料中。新政权成立后，对遇害者进行身份核实与追认，建立烈士名册。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通信系统开始重建。根据《重庆通信志》记载，1950年起西南地区陆续恢复邮电系统，原地下交通人员中幸存者参与了通信网络建设。 电讯工作从秘密转为公开，职责从隐蔽斗争转为服务建设。 站在歌乐山旧址，后人能看到刻有姓名的纪念碑。江竹筠、陈然、许建业等名字被清晰记录。历史材料并未夸大细节，也未渲染传奇，只留下时间、地点与牺牲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