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宏被捕，供出了陈毅，敌人设计诱骗陈毅下山。陈毅下山时，因口渴向少妇讨水喝，谁知少妇一句话，救了他一命！ 1937年4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国民党第46师，加上广东军阀余汉谋的部队，正把赣粤边游击区围得像铁桶一样。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活捉项英、陈毅。 那时候，红军主力长征已经走了两年多。留守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孤悬海外”的状态。没电台、没补给、没援兵，跟中央完全断了联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 红军内部出了个叛徒，叫陈宏。在1937年4月，他在返回大余县城的路上被捕了。 审讯他的不是别人，是著名的红军叛将龚楚和何长林。这两人太懂红军了，他们知道陈宏的软肋，也知道陈毅的软肋。在威逼利诱下，陈宏没能挺住，不仅供出了秘密交通站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还把红军领导人的联络方式全吐露了。 他们让陈宏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极具诱惑力：“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请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的大饭店见面。” 项英当时就激动得坐不住，要亲自下山。还是陈毅拦住了他，说你是书记，不能冒险，我去。 第二天一大早，陈毅乔装打扮，戴上墨镜，穿上长衫，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带路，两人一前一后，下了梅岭，直奔大余县城。 这一路，其实就是一步步走进敌人的口袋阵。敌人在城南饭店早就埋伏了重兵，只要陈毅一露头，绝对是插翅难逃。 变数出现在一个极其偶然的生活细节上。 到了大余县城，两人路过陈宏的家门口。那天太阳毒，赶路又急，陈毅觉得口渴难耐。他看着陈宏家，心想既然是自己同志的家，讨口水喝顺便打听下情况也合情合理。 于是，两人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陈宏的老婆，一位年轻少妇，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并不认识陈毅，只当是丈夫的朋友。 黄占龙上前搭话：“嫂子，陈宏先生在家吗？” 少妇头也没抬，手里继续搓着衣服，随口回了一句：“他啊，到团部去了。” 那个少妇口中的“团部”，指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部。因为陈宏此时已经叛变，成了敌人的座上宾，自然是在团部待着。 但陈毅是四川人，那少妇说的是赣南土话，发音含混。陈毅听在耳朵里，把“团部”听成了“糖铺”。 这里面有个惊人的巧合。信里约定的接头地点是城南饭店，而陈毅听成了陈宏去了糖铺。 陈毅心想，既然陈宏在糖铺，那我们先去糖铺汇合也一样。于是，两人没有去城南饭店，而是掉头直奔广启安糖铺。 当他们快走到糖铺所在的梅岭桥头时，陈毅发现不对劲，平时热闹的街头，今天怎么多了好多闲逛的青壮年？眼神还贼溜溜地乱瞟。 两人立刻闪身进了一家茶馆观察。 也是陈毅命不该绝。这时候，糖铺的一位老伙计、地下党员老曾，正好看到了在茶馆里的陈毅。老曾大惊失色，这要是被门口的特务发现，天都要塌了。 老曾冒着极大的风险，借着端茶倒水的掩护，凑到陈毅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陈宏叛变了！昨天带人抓了黄亚光，你们快跑！” 原来刚才少妇说的“团部”是真的团部！陈宏真的投敌了！所谓的“中央来人”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陈毅和黄占龙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心理素质极强。两人没有慌乱，像没事人一样喝完茶，结了账，不动声色地穿过茶馆后门，钻进了纵横交错的小巷子，迅速出城。 叛徒陈宏在城南饭店左等右等不见人，心里发毛，估计是露馅了。这帮人反应极快，立马带着大队人马包抄梅岭，想趁陈毅还没回去，直接端了红军的老窝斋坑。 陈毅在回山的路上正好撞上了这支搜山的国民党部队。 这时候跑已经来不及了。陈毅把心一横，迎面走了上去。 敌军的一个排长拦住他，枪口都怼脸上了：“干什么的？” 陈毅把长衫一撩，推了推墨镜，一口斯斯文文的腔调：“老总，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这不上山买点茶叶嘛。” 那个排长上下打量了一番，看陈毅气质儒雅，谈吐不凡，还真信了。 就在这闲聊的功夫，陈毅找准机会，捂着肚子装病：“哎哟，老总，肚子疼，我去那边草丛解个手。” 排长挥挥手放行了。陈毅钻进茂密的草丛，利用他对地形的熟悉，像猎豹一样迅速脱身。 等陈毅摸回斋坑驻地时，项英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 原来，陈宏带着人包围了斋坑。警卫员发现得早，鸣枪示警。项英、陈丕显等人钻进了茅草深处。敌人搜不到人，竟然放火烧山！ 眼看大火就要吞噬藏身之处，老天爷仿佛都站在了红军这边——突然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把火给浇灭了。敌人折腾到天黑，啥也没捞着，只能撤退。 陈毅从草丛里钻出来，对着空荡荡的山谷喊：“我是老刘（化名），敌人走远啦！” 战友重逢，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晚，陈毅把这段经历讲给项英听，大家听完都是一身冷汗。 后来，陈毅在梅岭依然面临着极度艰难的处境。他在绝境中写下的《梅岭三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那种视死如归的豪情，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