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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世界船王包玉刚想为大陆捐款1000万美元，但提了一个特殊要求，众人听后竟无人敢接，最后邓公出面才一锤定音。包玉刚1918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一个商人家庭，早年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习，后在上海从事银行工作，先后在中央信托局和上海市银行担任管理职务，积累了扎实的金融业务经验。1949年他移居香港，开始独立创业历程。这些早期经历为他后来在航运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后包玉刚在香港港口开展贸易活动，1955年购入第一艘载重8700吨的旧货轮并命名为金安号，通过长期租赁合同与日本企业合作，确保稳定收入来源。这种经营策略帮助他逐步扩大船队规模，到1970年代后期拥有超过200艘船舶，总载重吨位达到2000万吨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独立船东之一。包玉刚在商业中严格遵守合同，按时偿还贷款和支付工资，与日本钢铁企业、希腊船东以及英国王室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称号，日本天皇颁发勋章，他还成为汇丰银行首位华人董事。这些荣誉体现了其国际商业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后包玉刚多次访问大陆，陪同父亲包兆龙返回探亲期间注意到北京涉外酒店供应不足，住宿条件有限。他决定捐赠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设现代化旅游饭店，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国家，唯一条件是以父亲包兆龙名字命名。捐赠提议提交后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命名事宜，讨论可能涉及的政治顾虑，过程持续超过一年时间，支票迟迟无人签收批准。不同机构反复交换意见，但最终没有形成接收决定。1981年7月3日包兆龙和包玉刚父子抵达北京，7月4日国家旅游总局举行饭店工程奠基仪式，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出席活动。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父子，同意接收1000万美元捐赠并批准以包兆龙命名饭店，同时指示在三环路选址建设。同次会见中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建设，也获得批准以包兆龙命名。饭店建设于1983年开始，邓小平于同年9月5日亲笔题写兆龙饭店店名。1985年10月饭店正式开业，邓小平出席开业典礼并剪彩。该饭店成为当时北京重要的涉外高档酒店之一，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支持。1984年包玉刚捐赠2000万美元在宁波创办宁波大学，全家成员共同参与捐助多栋教学楼建设，校园建筑使用包玉刚及其家人名字命名。从奠基到招收首批学生仅用一年多时间，学校快速投入使用。包玉刚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保持密切联系，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他邀请对方参观中国历史遗址。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期间，他多次往返伦敦和北京，传递双方信息，促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1987年包玉刚将环球航运集团事务移交给四位女婿管理，开始退休生活。1991年9月23日他在香港逝世，享年73岁。追悼活动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维多利亚港内船舶降半旗致哀。

1979年，对越反击时，军委让邓华指挥，邓华拒绝道：我不合适，有两个原因。1979年初的北京，在解放军301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几位穿军装的人带来了中央军委的重要任务，还有一张刚画好的南疆地图。那时候南边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越南仗着有苏联撑腰，在边境搞了七百多次武装挑衅，抢占了我们上百块土地，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这场仗必须打，而且要打得狠。那么谁来指挥？军委几乎想都没想，就认定了病房里的这位老人——邓华。军委的人把地图轻轻摊在病床边的矮柜上，语气里满是恳切。他们一字一句跟邓华说清边境的危急局势，也亮明了军委的态度：这场自卫反击战，关乎国家主权和边境百姓安危，必须万无一失，全军上下，最信得过的指挥者就是他。邓华扶着床头的栏杆，慢慢坐起身。他目光落在那张密密麻麻标注着地形和敌情的地图上，眉头轻轻蹙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摇了摇头。他看着眼前几位身着军装的同志，语气坚定又诚恳，没有丝毫推诿：“我不合适，真的不能指挥这场仗，有两个原因，都是实打实的情况。”军委的人没有急着劝说，只是静静等着他往下说。他们都清楚，邓华从来不是贪生怕死、推卸责任的人。这位从18岁就跟着朱德、陈毅参加湘南起义的老将，南征北战几十年，连抗美援朝那样的硬仗都指挥过，怎么可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退缩。邓华喝了一口护士递来的温水，缓了缓气息，慢慢道出了第一个原因。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差到了难以支撑高强度指挥工作的地步，常年被病痛缠身，这也是他住进301医院的根本原因。此前彭老总追悼会，他因为过度哀伤再加上受风，一场小小的感冒直接转成了肺炎，医生反复叮嘱，他必须卧床静养，绝对不能劳心费神、过度劳累。邓华坦言，指挥一场大规模的边境战役，不是简单的出谋划策，需要日夜坚守岗位，分析敌情、制定战术、协调各部队行动，哪怕片刻都不能松懈。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别说日夜操劳，就算是长时间坐着分析地图，都难以坚持。要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耽误了前线战事，影响了战役胜负，他没法向国家、向全军将士、向边境百姓交代。这第二个原因，更是邓华反复考量后才说出口的，那就是他已经脱离军队一线指挥岗位太久，早就不具备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条件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邓华受到牵连，被撤销了沈阳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彻底离开了他奋斗半生的军队指挥岗位。后来在邓小平的关切安排下，他去了四川担任副省长，分管农业机械工作，这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里，他每天接触的都是拖拉机、脱谷机等农机设备，琢磨的是农业生产的事，再也没有参与过部队的作战训练和指挥工作，和军队一线彻底脱节。邓华说，这十几年里，军队的编制、装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部队的训练模式、作战思路也和以前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南疆边境的地形复杂，越军的作战特点、兵力部署，他都没有实时的了解和掌握。指挥打仗最讲究知己知彼，他现在连自己这边的部队情况都摸不透，更别说摸清对面越军的底细，贸然接手指挥，就是对部队、对国家不负责。军委的人听完邓华的话，脸上满是理解，没有再继续劝说。他们心里清楚，邓华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他的拒绝，从来不是退缩，而是最清醒的负责。大家都知道，邓华的指挥能力毋庸置疑。抗美援朝时期，他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还曾大胆提出放弃第六次战役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后，志愿军成功歼灭大量敌军，他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都是全军顶尖的。军委之所以第一个想到邓华，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和威望，只是他们没想到，邓华的身体和处境，竟然让他无法再挑起重担。邓华虽然拒绝了指挥任务，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前线战事。后来他还主动提出，哪怕不能去前线指挥，也想为战役出一份力，随后便带病去了广州，尽可能地了解前线情况，贡献自己的经验。这位一生为国征战的老将，哪怕到了晚年，身体欠佳，心里装的依然是国家和军队。他的拒绝，不是怯懦，而是清醒；不是推诿，而是担当，这份赤诚和负责，值得每一个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