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是去做高薪客服，到了才知道是诈骗”“我被人诱骗偷渡，全程被控制着做事”——在缅北涉诈人员的审讯记录里，这样的“不知情”辩解并不少见。

但梳理从接触邀约到偷越边境、参与诈骗的完整链条，结合2026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跨境诈骗典型案例、近期警方通报的涉案人员归案细节，会发现所谓“被骗”更像是精心编织的避责谎言。这些人大多是被“快钱诱惑”裹挟，明知行为违法仍主动踏入深渊，被抓后的辩解不过是妄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之举。

缅北诈骗团伙的招募从不是“猝不及防的欺骗”，而是带着明确指向性的利益引诱，其话术漏洞百出，正常人稍加甄别便知异常，但涉诈人员往往因贪婪选择视而不见。

这类招募信息有着高度相似的“灰色特征”：从不提及正规企业名称、无明确岗位职责，却清一色标注“月薪3万起”“包吃住报销路费”，且工作地点多模糊为“中缅边境城市”“东南亚某国”，甚至直接暗示“工作轻松、赚钱快，懂手机就能做”。

近期警方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赣州市南康区男子罗某某便是被这类话术精准击中——2020年，他经朋友介绍得知“缅甸妙瓦底有挣大钱的机会”，对方抛出“无门槛、工作轻松，月入过万、年入百万”的诱人条件，既不提供任何企业资质，也不说明具体工作内容，罗某某却被“一夜暴富”的幻想冲昏头脑，主动答应前往，最终在缅北诈骗窝点累计作案长达34个月之久，沦为侵害同胞利益的诈骗分子。

更关键的是，这些邀约大多瞄准特定人群：有债务压力者、无业人员、甚至有前科者。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以谢某浩、陈某旺为首的犯罪集团，正是利用“高薪”诱饵，从国内纠集大量人员偷渡缅北实施诈骗，而这些被纠集者中，绝大多数是主动寻找“来钱快”门路的无业人员和负债者。

从事反电诈工作的民警透露，接触到的案例中95%的涉诈人员是自愿前往缅北，正如罗某某案所反映的，他明知缅北长期充斥诈骗活动、跨境务工需正规手续，却因贪婪刻意忽略所有风险，主动踏入陷阱。这种“明知有问题仍奔赴”的选择，绝非“被骗”能解释。

从决定出发到实际动身，涉诈人员的一系列行为都暴露了对“工作性质”的预知——他们并非被动跟随，而是主动配合完成前期准备，甚至刻意规避合法流程。

正规跨境务工需办理护照、签证、工作许可等手续，但缅北涉诈人员的“赴缅之路”从一开始就绕开法律框架。

近期警方通报的罗某某案中，细节更是直接戳穿其“不知情”谎言：罗某某明知正规出境需办理护照签证，却主动配合“蛇头”，按照对方安排辗转多地，通过坐飞机、乘车、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偷渡，全程刻意回避边防检查，甚至提前删除手机里的招募聊天记录、隐瞒行程不告知亲友，生怕留下违法痕迹、被家人劝阻，以此规避可能的核查。

无独有偶，2026年最高法公布的向某星犯罪集团案中，向某星不仅自己主动偷渡缅北，还组织粟某华、王某楠等人，从云南瑞丽等地偷越国境，而这些被组织者，均是主动放弃正规出境途径，选择跟随“蛇头”奔赴缅北，与罗某某的主动规避行为如出一辙。

更有甚者在出发前就已明确知晓工作内容。2026年最高法典型案例中，“金主”谢某浩在招募人员时，虽未明确说明“诈骗”二字，却暗示“到了只管按要求做事，能赚大钱，不用问太多”，而被招募者大多心领神会，主动配合偷渡。即便部分底层人员声称“不清楚细节”，其行为也充满矛盾：像罗某某那样，出发前刻意删除聊天记录、隐瞒行程，主动向“蛇头”询问“安全路线”、确认偷渡细节——这些规避行为的背后，是对违法事实的默认，是为了“赚快钱”而主动放弃底线的清醒选择。

偷越国（边）境本身就是触犯刑法的行为，而缅北涉诈人员的偷渡过程，从始至终都与“诈骗”紧密绑定，不存在所谓“不知情”的空间。

中缅边境的偷渡环节有着成熟的非法链条：“蛇头”会提前告知偷渡者需躲避边防检查、徒步穿越山林或乘坐非法船只，全程需关闭手机定位、不得与外界联系。近期警方通报的罗某某案中，其供述细节更是印证了主观故意：偷渡时“蛇头”明确告知他“到了那边要按要求做事，不能擅自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这种模糊却充满威胁的提示，已足以让正常人警惕到“工作”绝非正当职业，但他为了高额利益，仍毫不犹豫配合“蛇头”，躲避边防检查、徒步穿越中缅边境山林，辗转多国后最终抵达缅甸妙瓦底某诈骗园区，全程毫无反抗、主动配合。

法律层面，偷越国（边）境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明知行为非法而故意实施”。司法实践中，只要查实行为人通过“蛇头”组织、规避边防检查等方式跨境，即可认定其主观故意。

2026年最高法公布的谢某浩案中，谢某浩、陈某旺多次偷渡中缅边境，组织人员实施诈骗，法院最终认定二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与诈骗罪，数罪并罚。而罗某某案同样如此，其主动配合“蛇头”、辗转偷渡的行为，本身就印证了其对后续“工作”非法性的认知——没有任何合法职业需要以犯罪行为作为入职前提，没有任何正当工作需要躲躲藏藏、规避边防检查。这一流程的衔接性，也彻底击碎了“不知情”的谎言。

进入诈骗窝点后的行为，更是直接证明涉诈人员对犯罪活动的主动参与。所谓“被胁迫”“不知情”，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不堪一击。

缅北诈骗团伙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与分工体系：从“金主”负责统筹，到“总监”“组长”分级管理，再到“拉手”引流、“枪手”骗款，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操作规范与考核标准。

近期警方通报的罗某某案中，其作案细节更是清晰佐证了主动参与：进入诈骗园区后，他没有任何反抗，主动接受诈骗培训、背诵话术剧本，专门学习如何包装虚假身份，通过社交软件添加国内好友，诱导被害人进行投资理财诈骗，期间还因“业务需要”被转移至多个诈骗公司继续作案，累计诈骗时长长达34个月、近3年，直到2024年7月初，才被家属通过社交平台联系的救援团队赎出回国。

2026年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谢某浩、陈某旺为首的犯罪集团，分工更为明确：谢某浩负责人员接送、业务培训，陈某旺负责人员管理、账目核对，其他成员负责引流、骗款，诈骗金额均超过千万元，而这些成员均是主动参与培训、熟练运用话术实施诈骗，并非“被迫做事”。即便部分人员辩称“被限制人身自由”，司法证据也多能推翻。

罗某某在案中供述，其在诈骗园区期间，虽有看管，但可在园区内自由活动，甚至能与其他诈骗人员交流作案技巧、分享诈骗经验，其微信支付记录也显示，期间有多次消费记录，完全具备自主行动能力，这与“被胁迫、被控制”的辩解完全矛盾。检察官明确指出：“能够与外界自由联络、自主消费的，不符合胁从犯认定标准”，这些行为足以证明其对诈骗活动的主动参与、自愿配合。

被抓后宣称“被骗”“被迫”，本质上是涉诈人员的投机心理——试图以“受害者”身份减轻罪责，但法律早已堵死这条退路。

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类辩解几乎不被采信。近期罗某某回国后，先因非法出境受到5000元行政处罚，随后于2024年7月12日被民警带回赣州市南康区调查，面对警方讯问，他起初也刻意编造谎言，辩称“是被诱骗过去，不知情自己要做诈骗”，妄图逃避法律制裁，但警方通过核查其偷渡轨迹、诈骗作案记录、同案人员供述，以及他主动配合偷渡、接受诈骗培训、长期参与作案的一系列证据，最终戳穿其谎言，确认其系主动赴缅参与诈骗。最终，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以偷越国境罪判处其拘役5个月、罚金6000元，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2个月、罚金2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2.6万元，其“不知情”的辩解未被法院采信分毫。

2026年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同样印证了这一点：谢某浩、陈某旺等诈骗集团首要分子，归案后均试图以“不知情”“被胁迫”辩解，但法院结合其组织偷渡、培训诈骗人员、统筹作案等行为，依法认定其主观故意，从重判处刑罚。此外，最高检通报显示，仅2024年12月至2025年3月，就有86名缅北涉诈人员被依法判刑，刑期从一年二个月至四年四个月不等，均面临罚金处罚。

截至2024年底，中缅警方已累计抓获5.3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其中多数人同时涉嫌诈骗罪与偷越国（边）境罪，面临数罪并罚。像罗某某这样，即便被赎出回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获得依法从宽处理，也依然难逃法律制裁——法律不会因为一句“不知情”，就宽恕其主动违法、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缅北从不是“淘金天堂”，而是法律的“真空地带”与犯罪的“温床”。从近期罗某某案的详细细节，到2026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布的一系列典型案例，无不清晰证明：那些声称“被骗过去”的涉诈人员，从接过高薪邀约、主动联系招募者的那一刻起，就选择了对风险视而不见；从跟随“蛇头”偷渡、刻意规避边防检查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违法之路；从拿起诈骗话术本、主动诱导同胞的那一刻起，就沦为了侵害他人的罪犯。

所谓“不知情”的辩解，既骗不了司法机关，也逃不过法律制裁。毕竟，所有妄图靠“赚快钱”跨越法律红线的人，最终只会坠入“铁窗梦”的深渊。在此也提醒每一个人：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缅北没有“一夜暴富”的神话，那些看似诱人的高薪邀约，背后全是诈骗团伙设下的陷阱，守住法律底线，靠劳动赚钱，才是最踏实、最稳妥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