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13日，在祁连山脚下，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了最后一封求援电报：

“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西路军现不足3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

这短短数十字，字字泣血。西路军的危情，时刻牵动着毛主席的心。自草地分兵以来，红军多遭劫难，如今数千将士困守西北苦寒之地，内无粮弹，外无援军，如何不令人揪心？

其实自西路军受困以来，主席就一直想方设法展开营救，但他苦心筹划的四条妙计，却均未能成功。深究其原因，既是时势所迫, 也是有人从中作梗。

其实早在1936年12月27日，红军总部就曾电告过西路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

彼时西路军与马家军仍处于战略相持状态，双方互有伤亡。红军总部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近达成，认为应该尽快促成国共第二次和谈，以停止内战，联合抗战。至于西北战事，理应由蒋介石出面，制约马步芳、马步青的进攻，允许西路军撤出河西走廊，奔赴抗战前线。

在八路军改编的最初方案中，毛主席的意见就是将红军改编为四个军，每个军三个师，其中西路军各部合编为一个军，由徐向前担任军长。但对此方案，蒋介石提出了两个不同意。一是番号不同意，只答应给一个军的编制。二是停战不同意，一再借故反复拖延。

应该说，红军内部高估了蒋介石联合抗战的决心。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被迫接受合作，却仍对红军忌惮甚深，更不愿看到西路军这支劲旅得以保存。直到此时，他仍是想要借马家军之手消耗红军力量，以达成自己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

1937年2月初，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二马与我拼战甚坚决，南京系有人暗中指示。”

这个“暗中指示”者，毫无疑问就是蒋介石。

红军自长征以来，和各路军阀都交过手，粤军、桂军、黔军、川军，都是送客式出击，只求把红军送出自己的地盘。西北军、东北军奉命进攻陕北，也是暗中与红军多有联络，目的就是保存自身实力，不愿去做两虎相争的糊涂事，让蒋介石坐享其成。

但马家军不一样，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在局部战场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伤亡代价，向西路军发起冲锋，哪怕将麾下的精锐部队打光了也在所不惜。其作战决心，甚至比蒋介石的某些中央军将领还要坚决。

作为西北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都把地盘视为生命，与红军作战也因为这个原因。但在西路军明显有撤出河西走廊的意图后，他们仍要与之决战，这明显不符合常规。很明显，这就是蒋介石与马家军合唱的一场双簧，一个暗中给予丰厚报酬，一个收了好处甘心卖命。

为了说服蒋介石，毛主席提出可以降低红军改编要求，将红军改编为4个师，但底线是西北立即停战。周恩来在西安与顾祝同谈判时，多次提出西路军问题，顾祝同表面上应允"转呈委员长"，实则拖延敷衍。

直至3月初，国共双方仍在谈判桌上为此激烈争论。顾祝同是“置西路军不提”，完全不搭这一茬。而周恩来和叶剑英则是严厉申明，连番质问顾祝同为何对西路军见危不救，并要求立即停战，归回被俘官兵，给予西路军指战员以相对应的保护。

此时的蒋介石还在躲在幕后装糊涂，他甚至通过顾祝同传话，抛出了一个极其狡猾的托词：

"河西问题乃地方军事冲突，我们不便直接干预，应由红军与马步芳直接商洽"。

这一招将球踢回，使谈判陷入死胡同。尽管如此，鉴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舆论压力巨大，蒋介石也不敢做得太过火。至1937年3月中旬后，随着西路军主力基本被打散，他才默许“二马”减少了大规模的追击行动。

为了援助西路军，毛主席在12月18日曾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授权他们可“试与诸马谈判”，约定红军与马家军以永昌为界，互不侵犯。但马家军在接到红军要求谈判的信函后，未作任何回应。

1937年2月24日，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毛主席决定另辟蹊径，他致电周恩来：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三天后的2月27日，毛主席第二次发电报给周恩来，这次直接强调了六个字：

“金额在所不惜”。

这六个字的分量，重如泰山。

红军长征后抵达陕北后，一度是筚路蓝缕，衣食无着，最后还是靠着红十五军团徐海东送来的五千银元，才勉强度过了经济危机。而如今为了营救西路军，毛主席决定拿出长征后积攒的全部家底，再让周恩来四处筹款，计划以“十万到二十万之代价”，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之进攻，并让力争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

就在同一天，毛主席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下令停发红军步兵学校和办事机关的经费，要求他们“省吃俭用，自筹解决”。毛主席一生不谈钱，不碰钱，但为了营救西路军，他却破例采取了银元攻势。

但在数十万光洋的诱惑面前，贪婪成性的二马竟然不屑一顾。马步芳、马步青固然爱财，但他更在意长久利益。与西路军作战，可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源源不断地从南京获得军事和财政支持。反之，若接受红军银元放人，一旦事泄，则会被南京视为"通共"，后患无穷。

他们的逻辑是，拿了红军的钱，只是一次性买卖，但蒋介石的猜忌将是永久的。而把西路军彻底打垮，则名声、地盘、赏金、武器，乃至马家军在青甘一带世袭统治的巩固，应有尽有。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路军初进西北之际，连战连捷，对马家军被俘官兵都是宽大处理。在锁罕堡放走了围而待歼的马禄旅六百余人，在五佛寺放跑了补明山旅，在土门又释放了马步青的工兵营。西路军不想把事情做绝，但最后却又遭遇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既然二马说不动，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周恩来通过西安地下党，找到了马步青的老师马德涵及马宪民，交给他们两千元经费，请二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赶赴西北，分别找马步青和马家军300旅旅长韩起功，洽谈营救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的五百余名西路军指战员。

临行前，周恩来曾特意嘱托马德涵：

“那边的条件可以答应，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红军指战员的性命。”

不仅如此，同年4月，在马步芳的叔父马麟路过西安，周恩来又通过马德涵设宴接待，向他晓以大义，希望他能劝说马步芳，遣反西路军被俘将士参加抗日。

在援救西路军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人都付出了无限的努力。

曾当过毛主席老师的谢觉哉，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找到一位叫高金城的医生，利用他的声望和与马步芳部属的关系，与被俘红军秘密建立了联系。

高金城首先以医院需要护士为由，向驻守张掖的韩起功要出了一批被俘女红军。之后又精心策划，将2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通过化装成病人、杂役等方式救出，分批转移至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最终得以返回延安。在这批获救者中，就有后来的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刘瑞龙，以及开国少将魏传统。

可惜的是，最后因为营救活动暴露，高金城医生被韩起功以治病为由诱捕，不幸牺牲。

红军之所以决定派兵进入河西走廊，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通与苏联的陆路联系，以接收国际援助。因此，在西路军陷入重围后，毛主席第一时间致电苏联，希望他们伸出援手，给西路军以军事支持。

毛主席判断，若苏联能以"保护国际援华通道"为由介入，马家军必不敢肆意妄为。这一设想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请苏联直接出兵新疆，威胁马家军侧后。二是由苏联通过外交途径向南京施压，要求蒋介石勒令马家军停战。

3月7日，毛主席再次致电周恩来：

"西路军情况万分紧急，请速与苏联方面接洽，请求其设法援助。"

苏联的态度至关重要，却也最为现实。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其对中国革命的一切支持，都服务于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当西路军受困时，苏联正忙于应对欧洲战事，不愿在远东再生事端。更重要的是，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争取南京抗日，以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压力，斯大林担心若公开援救西路军，会激怒蒋介石，导致合作局面破裂。

所以在3月12日，苏联驻延安代表转告毛主席：

"西路军问题应在中国内部解决，苏联不便直接军事介入"

虽然苏联不肯出面，但毛主席依旧不愿放弃新疆这条线，毕竟这是西路军脱险的最佳生路。于是他电令派驻苏联的陈云等人，迅速返回新疆，迎接和寻找突围的西路军余部。而最终也正是陈云，接到了从祁连山撤下了的李先念支队，保存住了西路军最后的骨血。

在西路军鏖战西北之时，再组建一支生力军千里驰援，这招是最直接，最管用的办法。但事实上，这一招最无奈，受到的掣肘最多。

1937年初，西路军在接连经历高台和倪家营两场大仗之后，损失颇大。直2月底，因为一直得不到兵员补给，西路军主力陷入马家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只能被动苦战御敌。

同日，毛主席下达“派兵增援西路军”的命令，援西军成立，以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下辖4个军，基本涵盖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部主力。3月5日，援西军由陕西淳化、三原出发，日夜兼程赶赴河西走廊。

在出兵之前，毛主席曾嘱咐刘伯承，认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

其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并说明如果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

其二，为不让增援部队又陷入持久战和消耗战。因此援西军的任务是控制黄河两岸，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

单从战略上看，若援西军只前进至黄河一线，其实很难对西路军展开直接救援。唯一可能造成的局面，是以“围魏救赵”的声势，吸引二马主力回援，以减少西路军面临的压力。

之所以采取如此保守的策略，毛主席也属实是无奈之举。

西安事变后，抗日战争势在必行，此时将红军剩余主力全部投入西北战场，一是道理上讲不通，联合抗日的大好局面很可能要付诸东流。二是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必然拖延日久，双方拼到山穷水尽，等于在消耗中国西北的抗日力量，无疑是亲痛仇快。

而且事实上，在3月14日，西路军发出最后求援的第二天，徐向前、陈昌浩就在石窝山召开会议，决定现有部队编为3个支队，进行分散游击，寻机突围。而此时的援西军刚抵达甘肃东部，根本无力支援到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西路军。

无奈之下，毛主席只能电令援西军：

“停止前进，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负责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刘伯承按照主席指示，在通向祁连山的主要道路上开设了三个招待所，数十个收容站，遍插路标，以接应西路军东返的将士。同时还抽出大批侦察人员，乔装分赴陇东至河西地区进行搜救。

事实证明，这种营救方法是最为有效的。援西军通过各种途径，营救出的西路军战士前后约有2000多人，其中就包括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这些西路军的将士大多衣衫槛褛，浑身是伤。有的靠着拖着一条伤腿一路爬着寻找部队，有的化装乞丐一路乞讨走出沙漠，有的从战俘营里九死一生逃出来。

这2000名回归的西路军将士，也成为不久之后再次燎原的星星之火。1937年7月11日至14日，援西军和西路军余部接受改编，主力组建为八路军129师。9月6日，129师在陕西三原县誓师出征，奔赴抗日战场。

徐向前、王树声、李聚奎、秦基伟、杜义德、程世才、陶勇...在1955年全军授衔时，出自原西路军的开国将军，一共有113位。从元帅到少将，从抗日战场到抗美援朝，西路军的番号并未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