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大地。

这份举国同庆的喜悦，却丝毫没有感染到蒋介石。

彼时的蒋介石，正坐在重庆黄山官邸的书房里，手里攥着一份密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滑落，连握着钢笔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他不是在担心战后的重建，也不是在忧虑百姓的生计，而是在忌惮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军统局长戴笠。

在蒋介石眼中，戴笠从来都是一条听话的恶犬，是他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替他铲除异己、搜集情报、执行暗杀，凡是他不方便出手的脏活累活，戴笠从来都是任劳任怨，从不推辞，多年来，靠着戴笠和军统的势力，蒋介石坐稳了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位置。

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突然发现，这条他养了多年的恶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唯命是从的下属，而是悄悄长出了獠牙，甚至开始觊觎他手中的权力，隐隐有反噬主人之势。

戴笠手中的权力，早已超出了一个军统局长应有的范畴。

他掌控着全国最庞大的情报网络，上到国民党高层的一举一动，下到普通百姓的言谈举止，只要他想知道，就没有查不到的消息，国民党内部不少官员，都因为害怕戴笠手中的情报，对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

更让蒋介石心惊胆战的是，戴笠手中竟然悄悄组建了一支全美械装备的野战军，这支队伍不隶属于国防部，不受国民党军令部的管辖，名义上有个不起眼的名头，实则战斗力强悍，比国民党不少正规军还要精锐。

有国民党元老私下对蒋介石说：“委座，戴雨农（戴笠字雨农）手中既有情报网，又有重兵在手，如今羽翼已丰，恐非池中之物啊。”

蒋介石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一直把戴笠当作自己的“配剑”，以为自己能牢牢掌控这把剑，可如今看来，戴笠早已不想再做那把被人掌控的剑，而是想亲手握住剑柄，甚至想反过来用这把剑指向自己。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这个“他人”还是手握重兵、野心勃勃的家奴，蒋介石心中的忌惮，早已慢慢变成了杀心。

很多人提起戴笠，第一印象都是“特务头子”“暗杀专家”，认为他一辈子都在搞情报、玩暗杀，靠着阴谋诡计立足，可很少有人知道，戴笠在抗战后期，早已不满足于情报领域的掌控，而是将手伸向了兵权，甚至玩出了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组建了一支看似普通、实则强悍的武装力量。

1946年，抗战刚刚结束，全国上下都在呼吁和平建国，裁减军队成为大势所趋，同时，美国方面也提出了“军调”要求，督促国民政府缩减军队规模，缓和国内局势。

蒋介石虽然心中不满，但碍于美国的压力和国内的舆论，只能下令让全国军队缩编，不少杂牌军甚至部分正规军，都面临着被裁撤、合并的命运。

所有人都在忙着缩减编制、保存实力，可戴笠却反其道而行之，借着缩编的名义，悄悄扩充自己的势力，玩了一手漂亮的“暗度陈仓”。

他暗中将军统下属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合作所教导营，以及抗战期间收编的部分汪伪军残余势力，一股脑全部整合起来，又吸纳了不少退伍军人和地方武装，凑齐了足足6.4万人的兵力。

这支队伍组建完成后，戴笠并没有给它挂上野战军、警备队之类的名头，而是特意申请了一个极其不起眼的牌子——“交通警察总队”。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负责管理交通、维护道路秩序的普通警察部队，平日里无非就是管管红绿灯、查查驾照、维护铁路公路的安全，谁也不会把它和一支精锐的野战部队联系在一起。

当时，不少国民党官员得知戴笠组建了“交通警察总队”，还纷纷嘲笑他，说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竟然沦落到去管马路、查交通的地步，就连蒋介石一开始，也没有在意这支看似普通的“交警部队”，甚至觉得戴笠懂事，没有借着缩编的机会明目张胆地扩充兵权。

可只有戴笠自己知道，这支“交通警察总队”，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交警部队，而是他精心打造的“私人精锐部队”，是他争夺权力、保命防身的最大筹码。

有人曾这样评价戴笠的这支“交警总队”：“名义上是交通警察，实则是武装到牙齿的御林军，说是管交通，不如说是守江山，只不过，他们守的不是蒋介石的江山，而是戴笠自己的独立王国。”

这支“交通警察总队”，下辖18个总队，外加4个教导总队，看似编制上属于警察系统，可实际上，每个总队的配置，都堪比国民党的野战加强团，甚至比部分正规军还要精良。

最让人震惊的，还是这支队伍的装备水平。

按照常理来说，交通警察部队，配备一些手枪、警棍、对讲机就足够了，可戴笠的这支“交警总队”，手中拿的却不是指挥棒和警棍，而是清一色的美制装备，堪称“豪华配置”。

每个士兵手中，都配备了美制汤姆森冲锋枪、M1卡宾枪，近战火力极其凶猛，除此之外，部队中还配备了大量的60炮、82迫击炮、巴祖卡火箭筒，甚至还有部分轻型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无论是近战、远战，还是攻坚、防御，都具备极强的战斗力。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不少正规军，装备都极其落后，尤其是那些二流杂牌军，士兵们手中拿的，还是老掉牙的“汉阳造”步枪，这种步枪射速慢、威力小，而且故障率极高，打几发子弹就可能卡壳。

就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稍微好一些的，也大多是缴获的日军“三八大盖”步枪，虽然比“汉阳造”强一些，但和戴笠“交警总队”的美制装备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有一次，国民党内部组织了一场军事演习，戴笠的“交警总队”和一支嫡系正规军同台演练，演练一开始，正规军的士兵们还在慢悠悠地拉大栓、上子弹，准备射击，可戴笠的“交警总队”士兵，早已端着汤姆森冲锋枪，对着目标进行扫射，火力压制得正规军根本抬不起头。

演练结束后，那支正规军的将领脸色通红，尴尬地说：“我们这哪里是在演习，简直是在给戴局长的部队当活靶子。”

还有人形象地比喻：“戴笠的这支交警部队，就好比是现在的城管，本来应该是管理市容市貌，结果却开着坦克、拿着冲锋枪上街，这种反差，谁看了不迷糊？谁看了不害怕？”

更离谱的是，这支“交通警察总队”，名义上归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对外宣称的职责是保护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交通治安，可实际上，部队的指挥权，却死死地攥在戴笠手中，交通部根本插不上手。

当时的交通部部长俞飞鹏，是蒋介石的亲信，地位不低，可就算是他，想要调动“交通警察总队”的一辆车、一个士兵，都得先向戴笠请示，看戴笠的脸色行事，只要戴笠不点头，俞飞鹏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调动不了一兵一卒。

有一次，俞飞鹏因为公务紧急，需要调动“交通警察总队”的一辆装甲运兵车，运送一批重要物资，他让人给戴笠打电话请示，可戴笠以“部队正在训练，不便调动”为由，直接拒绝了，俞飞鹏虽然心中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自己想办法。

这件事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后，蒋介石心中的忌惮又加深了一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下，竟然出现了一支只听戴笠、不听自己号令的私兵，这种局面，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国民党内部的不少官员，也纷纷向蒋介石进言，提醒他警惕戴笠，有人说：“戴雨农手握重兵，又掌控着情报网，如今连交通部都管不了他，长此以往，他必成大患。”

也有人说：“戴笠的这支交警部队，根本不是用来维护交通的，而是他给自己打造的‘独立王国近卫军’，他现在手握兵权，野心勃勃，迟早会谋反。”

其实，蒋介石心中比谁都清楚，戴笠的这支队伍，火力配置如此强悍，用来对付共产党，或许是一支得力的力量，但在他眼里，这支队伍的枪口，却随时可能调转过来，指向南京总统府，指向他自己…

对于戴笠来说，陆上的这支“交通警察总队”，只是他野心的一部分，他并不满足于只掌控陆地的兵权，在组建交警部队的同时，他还将手伸向了大海，企图掌控中国的海军力量，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海上武装，这一举动，直接按下了蒋介石心中的“核按钮”，让蒋介石的杀心，彻底坚定下来…

熟悉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山头林立，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将领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排挤、互相提防。

当时，美军陆军将领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性格耿直，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消极抗日的态度，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史迪威甚至曾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罢免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位，扶持其他人上台。

但与史迪威不同，美军海军准将梅乐斯，却和戴笠打得火热，两人堪称是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关系密切到了极点。

梅乐斯早年来到中国，负责美军与中国的情报合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戴笠，两人脾气相投，又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很快就成为了好友，后来，两人共同组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戴笠担任主任，梅乐斯担任副主任。

靠着中美合作所这条线，戴笠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美国援助，还与美国海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甚至能够直接接触到美国海军的高层，而梅乐斯，也一直暗中扶持戴笠，希望借助戴笠的势力，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

抗战胜利后，戴笠看到国民党海军实力薄弱，几乎是个空壳子，港口混乱不堪，没有一支像样的舰队，无法掌控中国的近海，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决定插手海军事务，重建中国海军，而他的背后，正是美国海军的支持。

更让蒋介石震怒的是，戴笠竟然绕过了国民政府军令部，绕过了他这个最高统帅，直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了一份秘密《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极其惊悚，戴笠在备忘录中明确提出，希望能够借助美国海军的援助，重建中国海军，成立一个归军统管辖的“海上警备处”，由他亲自担任负责人，掌控中国所有的海上警备力量，同时，他还承诺，只要美国支持他，他就会全力配合美国，打压中国共产党，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

戴笠的这一招，可谓是狠辣至极，他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打造一个“陆地（交警总队）、海洋（海上警备处）、情报（军统）”三位一体的权力体系，一旦这个体系建成，他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特务头子，而是会成为中国的“第二元首”，甚至有可能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

当时，有美国记者曾私下透露，美国高层确实有扶持戴笠的想法，不少美国将领认为，蒋介石性格多疑、优柔寡断，而且统治能力有限，无法有效地掌控中国局势，也无法很好地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而戴笠野心勃勃、能力出众，又极其亲美，是美国扶持的最佳人选。

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扩张，扶持一个亲美的代理人至关重要，而戴笠的野心和实力，恰好符合美国的需求，因此，美国高层暗中达成共识，计划扶持戴笠成为中国的“二号人物”，先让他制衡蒋介石，待时机成熟，再进一步扶持他取代蒋介石，彻底掌控中国局势。

有军统内部的知情者后来回忆，戴笠曾在一次私下聚会中，酒后吐真言：“有美国人撑腰，我戴雨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蒋介石能奈我何？”

这句话虽然狂妄，却也道出了当时的实情，戴笠凭借着美国海军的支持，凭借着手中的6.4万美械私兵和庞大的情报网络，早已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他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而这一切，都被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当时，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一直与戴笠明争暗斗，两人都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目，却互相排挤、互相拆台，徐恩曾看到戴笠势力日益壮大，又得到美国的扶持，心中十分忌惮，同时也想借蒋介石的手，除掉戴笠这个竞争对手。

徐恩曾特意整理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递交给蒋介石，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戴笠的种种“逾矩之举”：私自组建美械部队、插手海军事务、绕过最高统帅与美国高层勾结、意图打造独立权力体系，甚至暗中培养自己的亲信，排挤蒋介石的嫡系势力。

徐恩曾在报告的最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戴雨农挟洋自重，手握重兵，野心勃勃，若不及时铲除，必成心腹大患，日后恐难控制，甚至会危及委座的统治地位。”

其实，不用徐恩曾多言，蒋介石心中早已下定决心除掉戴笠，徐恩曾的这份报告，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蒋介石更加坚定了杀心。

熟悉蒋介石的人都知道，他性格多疑、控制欲极强，一辈子都在提防手下人功高震主，无论是早年的冯玉祥、阎锡山，还是后来的李宗仁、白崇禧，只要有人稍微威胁到他的权力，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打压，更何况是戴笠这样一个手握重兵、野心勃勃，还得到外国势力扶持的特务头子。

有历史学者分析，蒋介石一生最忌惮的，就是“挟洋自重”和“手握兵权”这两件事，而戴笠，恰好同时触碰了这两条禁忌，在蒋介石眼里，戴笠已经不是那个唯命是从的下属，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在美军支持下，发动政变、取代他的“心腹之患”，是中国版的“希姆莱”，这样的人，绝对不能留。

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多次写下关于戴笠的内容，从最初的“雨农可用，忠心可嘉”，逐渐变成“戴行逾矩，需加约束”，到最后，直接写下“戴雨农野心过大，不能不防，留之必成大患”，短短几句话，道出了蒋介石对戴笠态度的转变，也预示了戴笠的最终命运。

1946年1月，蒋介石开始动手了。

他没有选择直接派人暗杀戴笠，也没有公开罢免戴笠的职务，而是玩了一招“杯酒释兵权”的现代版，企图用温和的方式，剥夺戴笠的权力，若戴笠识相，乖乖交出权力，或许还能保住一条性命，若戴笠拒不配合，那就只能痛下杀手。

蒋介石下了一纸密令，要求军统进行大规模缩编，削减军统的人员和经费，同时，他还暗中暗示戴笠，让他主动辞去军统局长的职务，要么去担任一个有名无实的“警政部长”，要么干脆出国考察，远离中国的权力中心，以此来保全自身。

蒋介石的心思，戴笠怎么可能看不明白。

戴笠是个何等精明的人，他在官场和特务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蒋介石的这一招“明升暗降”，看似是给了他台阶下，实则是要剥夺他的一切权力，一旦他交出军统局长的职务，交出手中的兵权，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别说保住自己的地位，能不能保住性命，都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戴笠选择了拖延，他以“军统缩编事务繁杂，需要时间处理”为由，迟迟不肯回重庆，一直待在北平，拼命巩固自己的势力，尤其是那支“交通警察总队”，他一边加强部队的训练，一边继续扩充装备，试图把这张牌打得更实，以此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性命。

戴笠在北平期间，多次召集“交通警察总队”的将领开会，叮嘱他们：“我们手中的枪，是用来保命的，也是用来争权的，只要我们手握重兵，蒋介石就不敢轻易对我们下手，就算他想动手，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同时，戴笠还继续与美国海军保持密切联系，多次与梅乐斯见面，请求美国方面尽快落实援助计划，帮助他重建中国海军，成立“海上警备处”，他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蒋介石，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借助美国的支持，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可戴笠终究还是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更高估了美国对他的扶持力度。

政治博弈，从来都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所有的挣扎，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1946年3月，戴笠得知蒋介石要召开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要求各地军政要员前往重庆参会，其中也包括他，戴笠知道，这次回重庆，凶多吉少，蒋介石很可能会在他回去之后，对他下手，要么剥夺他的权力，要么直接除掉他。

身边的亲信劝戴笠，不要回重庆，干脆留在北平，凭借着手中的兵力，与蒋介石对抗，实在不行，就投奔美国，寻求美国的庇护，可戴笠却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若是不回重庆，就等于公开背叛蒋介石，蒋介石必然会派大军围剿他，到时候，他就算有6.4万美械私兵，也很难抵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更何况，美国方面虽然有扶持他的想法，但未必会在他与蒋介石公开对抗时，出兵相助。

权衡利弊之下，戴笠最终决定，前往重庆，他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希望能够凭借自己多年来的功劳，凭借自己手中的势力，说服蒋介石，保住自己的权力，哪怕是交出一部分权力，只要能够保住性命，保住军统的核心利益，也心甘情愿。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一架美式DC-3型运输机，从北平出发，前往重庆，同行的还有他的几位亲信和秘书。

当天，天气并不好，重庆上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飞机飞到南京附近时，遭遇了强雷雨天气，飞机失控，最终在南京江宁区的岱山，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戴笠也未能幸免，年仅49岁。

戴笠坠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重庆，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表面上十分悲痛，甚至流下了眼泪，他下令，厚葬戴笠，追封戴笠为陆军中将，还亲自为戴笠题写了“碧血千秋”的挽联，以此来彰显他对戴笠的“器重”和“惋惜”。

可实际上，蒋介石的心中，却是如释重负，甚至有一丝窃喜，他终于除掉了那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心腹之患”，终于拔掉了那根扎在他心头的刺，他再也不用担心，戴笠会在美军的支持下，取代他的位置，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这个亲手提拔起来的家奴，反噬主人。

戴笠坠机的真相，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有人说，这只是一场意外，是因为天气原因，导致飞机失控坠毁；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暗杀，他暗中买通了飞机的飞行员，或者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故意让飞机坠毁，除掉戴笠；还有人说，这是美国方面的手笔，美国高层看到戴笠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担心戴笠无法掌控中国局势，无法很好地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于是，干脆除掉戴笠，再重新扶持一个更合适的代理人。

关于戴笠坠机的真相，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一场意外，还是一场人为的暗杀。

但无论这是意外，还是人为，从政治逻辑上来看，戴笠都必须死，而且死得恰到好处。

戴笠死后，蒋介石的动作，就足以说明一切，他所谓的“悲痛”和“惋惜”，不过是装出来的，是为了安抚军统的残余势力，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杀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戴笠尸骨未寒，蒋介石就立刻动手，开始肢解军统这个庞然大物，开始清洗戴笠的残余势力。

首先，蒋介石下令，将军统进行大规模缩编，撤销军统的建制，将军统的核心机构，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任命毛人凤为保密局局长，取代戴笠的位置，而毛人凤，性格懦弱，唯命是从，没有戴笠那样的野心和能力，也没有戴笠那样的势力，他只是蒋介石手中的一个傀儡，一个听话的工具，蒋介石可以牢牢掌控他，掌控保密局。

其次，蒋介石下令，剥离戴笠手中的兵权，那支让他心惊胆战的“交通警察总队”，被立刻拆分，一部分被编入国民党的正规军，派往内战前线，充当炮灰，一部分被改编为普通的交通警察，剥夺了所有的重型装备，只剩下一些轻型武器，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精锐之气，再也无法对蒋介石的权力，构成任何威胁。

然后，蒋介石下令，彻底作废戴笠的海军计划，戴笠递交给杜鲁门的那份秘密《备忘录》，被束之高阁，再也没有被提起过，戴笠想要成立“海上警备处”，想要重建中国海军，想要掌控海上力量的野心，也随着他的死亡，彻底化为泡影。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对戴笠的亲信，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凡是与戴笠关系密切、忠心于戴笠的军统特务，要么被罢免职务，要么被调离核心岗位，要么被秘密处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军统的残余势力，就被蒋介石彻底清除干净，军统这个曾经让国民党内部官员闻风丧胆、让蒋介石都忌惮不已的庞大特务机构，彻底沦为了蒋介石手中，一个不起眼的工具。

当时，有国民党官员私下议论：“戴雨农活着的时候，权倾朝野，手握重兵，连委座都要让他三分，可他一死，就树倒猢狲散，军统被肢解，亲信被清洗，他毕生追求的权力，终究还是化为了泡影，真是可悲可叹。”“只要我杀死老蒋，就能上位国民党总裁…”戴笠死亡真相揭秘，他竟想和蒋介石夺权，被蒋介石先下手为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大地。

这份举国同庆的喜悦，却丝毫没有感染到蒋介石。

彼时的蒋介石，正坐在重庆黄山官邸的书房里，手里攥着一份密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滑落，连握着钢笔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他不是在担心战后的重建，也不是在忧虑百姓的生计，而是在忌惮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军统局长戴笠。

在蒋介石眼中，戴笠从来都是一条听话的恶犬，是他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替他铲除异己、搜集情报、执行暗杀，凡是他不方便出手的脏活累活，戴笠从来都是任劳任怨，从不推辞，多年来，靠着戴笠和军统的势力，蒋介石坐稳了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位置。

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突然发现，这条他养了多年的恶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唯命是从的下属，而是悄悄长出了獠牙，甚至开始觊觎他手中的权力，隐隐有反噬主人之势。

戴笠手中的权力，早已超出了一个军统局长应有的范畴。

他掌控着全国最庞大的情报网络，上到国民党高层的一举一动，下到普通百姓的言谈举止，只要他想知道，就没有查不到的消息，国民党内部不少官员，都因为害怕戴笠手中的情报，对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

更让蒋介石心惊胆战的是，戴笠手中竟然悄悄组建了一支全美械装备的野战军，这支队伍不隶属于国防部，不受国民党军令部的管辖，名义上有个不起眼的名头，实则战斗力强悍，比国民党不少正规军还要精锐。

有国民党元老私下对蒋介石说：“委座，戴雨农（戴笠字雨农）手中既有情报网，又有重兵在手，如今羽翼已丰，恐非池中之物啊。”

蒋介石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一直把戴笠当作自己的“配剑”，以为自己能牢牢掌控这把剑，可如今看来，戴笠早已不想再做那把被人掌控的剑，而是想亲手握住剑柄，甚至想反过来用这把剑指向自己。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这个“他人”还是手握重兵、野心勃勃的家奴，蒋介石心中的忌惮，早已慢慢变成了杀心。

很多人提起戴笠，第一印象都是“特务头子”“暗杀专家”，认为他一辈子都在搞情报、玩暗杀，靠着阴谋诡计立足，可很少有人知道，戴笠在抗战后期，早已不满足于情报领域的掌控，而是将手伸向了兵权，甚至玩出了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组建了一支看似普通、实则强悍的武装力量。

1946年，抗战刚刚结束，全国上下都在呼吁和平建国，裁减军队成为大势所趋，同时，美国方面也提出了“军调”要求，督促国民政府缩减军队规模，缓和国内局势。

蒋介石虽然心中不满，但碍于美国的压力和国内的舆论，只能下令让全国军队缩编，不少杂牌军甚至部分正规军，都面临着被裁撤、合并的命运。

所有人都在忙着缩减编制、保存实力，可戴笠却反其道而行之，借着缩编的名义，悄悄扩充自己的势力，玩了一手漂亮的“暗度陈仓”。

他暗中将军统下属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合作所教导营，以及抗战期间收编的部分汪伪军残余势力，一股脑全部整合起来，又吸纳了不少退伍军人和地方武装，凑齐了足足6.4万人的兵力。

这支队伍组建完成后，戴笠并没有给它挂上野战军、警备队之类的名头，而是特意申请了一个极其不起眼的牌子——“交通警察总队”。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负责管理交通、维护道路秩序的普通警察部队，平日里无非就是管管红绿灯、查查驾照、维护铁路公路的安全，谁也不会把它和一支精锐的野战部队联系在一起。

当时，不少国民党官员得知戴笠组建了“交通警察总队”，还纷纷嘲笑他，说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竟然沦落到去管马路、查交通的地步，就连蒋介石一开始，也没有在意这支看似普通的“交警部队”，甚至觉得戴笠懂事，没有借着缩编的机会明目张胆地扩充兵权。

可只有戴笠自己知道，这支“交通警察总队”，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交警部队，而是他精心打造的“私人精锐部队”，是他争夺权力、保命防身的最大筹码。

有人曾这样评价戴笠的这支“交警总队”：“名义上是交通警察，实则是武装到牙齿的御林军，说是管交通，不如说是守江山，只不过，他们守的不是蒋介石的江山，而是戴笠自己的独立王国。”

这支“交通警察总队”，下辖18个总队，外加4个教导总队，看似编制上属于警察系统，可实际上，每个总队的配置，都堪比国民党的野战加强团，甚至比部分正规军还要精良。

最让人震惊的，还是这支队伍的装备水平。

按照常理来说，交通警察部队，配备一些手枪、警棍、对讲机就足够了，可戴笠的这支“交警总队”，手中拿的却不是指挥棒和警棍，而是清一色的美制装备，堪称“豪华配置”。

每个士兵手中，都配备了美制汤姆森冲锋枪、M1卡宾枪，近战火力极其凶猛，除此之外，部队中还配备了大量的60炮、82迫击炮、巴祖卡火箭筒，甚至还有部分轻型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无论是近战、远战，还是攻坚、防御，都具备极强的战斗力。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不少正规军，装备都极其落后，尤其是那些二流杂牌军，士兵们手中拿的，还是老掉牙的“汉阳造”步枪，这种步枪射速慢、威力小，而且故障率极高，打几发子弹就可能卡壳。

就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稍微好一些的，也大多是缴获的日军“三八大盖”步枪，虽然比“汉阳造”强一些，但和戴笠“交警总队”的美制装备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有一次，国民党内部组织了一场军事演习，戴笠的“交警总队”和一支嫡系正规军同台演练，演练一开始，正规军的士兵们还在慢悠悠地拉大栓、上子弹，准备射击，可戴笠的“交警总队”士兵，早已端着汤姆森冲锋枪，对着目标进行扫射，火力压制得正规军根本抬不起头。

演练结束后，那支正规军的将领脸色通红，尴尬地说：“我们这哪里是在演习，简直是在给戴局长的部队当活靶子。”

还有人形象地比喻：“戴笠的这支交警部队，就好比是现在的城管，本来应该是管理市容市貌，结果却开着坦克、拿着冲锋枪上街，这种反差，谁看了不迷糊？谁看了不害怕？”

更离谱的是，这支“交通警察总队”，名义上归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对外宣称的职责是保护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交通治安，可实际上，部队的指挥权，却死死地攥在戴笠手中，交通部根本插不上手。

当时的交通部部长俞飞鹏，是蒋介石的亲信，地位不低，可就算是他，想要调动“交通警察总队”的一辆车、一个士兵，都得先向戴笠请示，看戴笠的脸色行事，只要戴笠不点头，俞飞鹏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调动不了一兵一卒。

有一次，俞飞鹏因为公务紧急，需要调动“交通警察总队”的一辆装甲运兵车，运送一批重要物资，他让人给戴笠打电话请示，可戴笠以“部队正在训练，不便调动”为由，直接拒绝了，俞飞鹏虽然心中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自己想办法。

这件事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后，蒋介石心中的忌惮又加深了一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下，竟然出现了一支只听戴笠、不听自己号令的私兵，这种局面，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国民党内部的不少官员，也纷纷向蒋介石进言，提醒他警惕戴笠，有人说：“戴雨农手握重兵，又掌控着情报网，如今连交通部都管不了他，长此以往，他必成大患。”

也有人说：“戴笠的这支交警部队，根本不是用来维护交通的，而是他给自己打造的‘独立王国近卫军’，他现在手握兵权，野心勃勃，迟早会谋反。”

其实，蒋介石心中比谁都清楚，戴笠的这支队伍，火力配置如此强悍，用来对付共产党，或许是一支得力的力量，但在他眼里，这支队伍的枪口，却随时可能调转过来，指向南京总统府，指向他自己…

对于戴笠来说，陆上的这支“交通警察总队”，只是他野心的一部分，他并不满足于只掌控陆地的兵权，在组建交警部队的同时，他还将手伸向了大海，企图掌控中国的海军力量，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海上武装，这一举动，直接按下了蒋介石心中的“核按钮”，让蒋介石的杀心，彻底坚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