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一天，军区管理处的同志过来，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报告：“邓司令赴川工作，希望把随身的2把手枪带走，不符合规定。”赖政委摆了摆手，讲：“他是老革命，就是去往地方工作，带着枪也能防身嘛。” 按部队管理铁律，这种个人携带武器的要求，原则上无论如何都不能批下来。按照惯例，干部离开部队前，身上的武器装备必须清查上缴，每一件都有编号，都有移交手续，管理处的同志们再熟悉不过。 这些同志明知道规矩，但另一方面想着，邓华是军里的大名人。此人打仗从井冈山时候起家，军功章够挂满半边墙。 可规矩归规矩，老同志的申请又摆在眼前，几个处里的人商量了一圈，谁也不敢贸然做主。最后，一位资历较老的干部赶紧去找赖传珠政委汇报情况。 赖传珠正坐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管理处的同志一进门，表情有些紧张，把事情一五一十做了说明。赖传珠听完后，并没多问细节，只是微微点头。 随口说道，“他是老革命，去地方工作带着枪防身也正常。”就这样，难题迎刃而解。出去时，这位干部心里还想着，这一句话背后的分寸感，其实不是普通人想得通的。 申请背后的故事外人未必都知，但在邓华自己的履历里，并不是简单的物品交接。那两把手枪，他看得极重。其一是1956年赴苏访问期间，苏联国防部送的纪念。 枪身专门刻上了他的名字；另一把则是也门王储赠送，一场国际军事交流里的外交礼物，工艺精致，十分难得。这两把枪，已经不只是武器。 而刀刻一般地记载着他的军旅岁月。见惯了生死、经历千军万马，这些历史节点，一下子要全部上交，老首长一时难以割舍。 管理处的同志心里其实都明白。按照公开资料，邓华调任四川之前，部队正处在干部大批量转业的时期，高级将领中的不少人都在办理离队交接。 规章很细致，要求也很严格，连枪支的子弹数都要逐一清点。而像邓华这样的干部，随身的这两把手枪虽说在规制外，但毕竟是重大历史纪念品。 当年军区甚至有专门的会议讨论过类似变通，目的是既不损害制度的刚性，又尊重人的贡献。赖传珠的点头，本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最合适的道路。 赖传珠和邓华早年交情极深，也是生死之交。事实上，公开的军史资料里，两个人并肩作战的画面数不胜数。有一段记载最为经典：解放海南岛的时候，敌军设下了严密的海防。 二人临危受命，指挥部队强行用木帆船渡海，还差点被敌人封锁线包围。那些年间，同甘共苦的情谊慢慢沉淀，彼此间早已经心照不宣。一位副政委后来回忆。 他们两人在海南岛渡海那晚夜谈，很少有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能坚持几十年。正因如此，赖传珠对这份“手枪申请”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也深知里面的价值。 邓华当时的这一申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根据后来的回忆录，他离队之前，一直把两把手枪擦得锃亮，有空就拿出来翻看一番。对部队、对战友、对峥嵘岁月的回忆。 渐渐都化成了对这些简单物件的特殊感情。也正因如此，这件事在当时并没引起任何波澜，即便传出去，也只是觉得“情理之中”，没人觉得是特权。 赖传珠的处理方式，让部队干部看到了规矩之外还有温度。另一边，管理处的同志也有说法。他们不想卡老首长，也不想让任何规矩松动一分。 索性把细节全部记录在案，包括这两把枪的来源、用途，最后专门制作了移交文书，详细注明物品情况以及历史来历，并特别标记为“纪念性质”。 这样一来，既不妨碍交接流程，也为部队留下了一份真实的档案材料。公开资料曾披露，这两把手枪一直被妥善保存，后来还多次在纪念活动和展示中出现。 对其他转业干部，也确立了纪念性实物具备特殊处理权限的先例。据当年军区同志回忆，整个过程其实并不冗杂。赖传珠只说了一句话，下级干部立即着手落实。 既无反复推诿、也没有拖沓流程。事情很快有了解决办法。邓华本人在离队仪式上把手枪仔细包好，郑重带着前往四川履新。 这件事后来还成了沈阳军区传颂多年的美谈，大家提起，也都一笑置之。虽然是一桩“特事特办”，但在部队历史上，类似的事并不多见。 绝大多数干部转业，个人不能保留任何武器装备，纪律和规矩一律如山。邓华的申请之所以被批准，许多历史记录都提到，和他自身贡献、手枪的特殊意义密不可分。 这类做法在制度允许的范畴内，为后来的干部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少已经离队的老战士也因此觉得，党和部队非常理解和珍惜他们的感情与经历，这种尊重在细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