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瑞卿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大会，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后来曾回忆说：“罗瑞卿同志由孩子推着手车从中山公园门口出来，停在会场的西北角落。我见他那样艰难的场景，劝他到荫凉的地方坐着。但罗瑞卿同志却说：‘我连这里都来不了啊，还能坐到哪里？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给我汽车，我自己去，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一九零六年，他生在四川，家境一般，人却倔。二十岁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扛枪闹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他在闽西一带领导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三月，同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会师。开会时人挤满屋，毛主席一眼看到他，一米八二的个头在红军里很显眼，战友就叫他“罗长子”。 此后，他当过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在红一军团负责政治保卫，和保密、警卫这些事打了一辈子交道。 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打完，队伍里忽然冒出一起“投毒案”。两名患恶性疟疾的干部吃了药后发疯乱跑，一个是警卫连指导员，一个是军团机要科长，都挨着首长身边，一传开，人心立刻紧起来。有人说是下毒，聂荣臻找来罗瑞卿，要他查个水落石出。 开药的卫生员游胜华被控制，他说自己是贫农出身，是陈毅帮着才读上卫生学校，还说药箱里那点奎宁原本是给军团首长预留，这次看两人病得厉害，才掰了几片。这批药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包装残破，有的没标签，只能凭外形和气味分辨，卫生部只好在瓶身手写“奎宁”。 罗瑞卿反复看药片，颜色、大小、气味都像奎宁，又确认没有发给别人用，心里开始怀疑是认错药。他找来医务处主任戴济民，这位医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读过书，在江西吉安开过诊所，两人商量后，把这批无标签药交给几位医生重新鉴定。 结果证明，所谓奎宁，其实是吗啡。 两种药外观相近，在那样的条件下确实容易混淆。“投毒案”就此还原成误服事件，游胜华洗清嫌疑，连带着关于“卫生部长故意害人”的小道消息也停了下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在前线接到毛主席电话，被要求交接好第十九兵团的工作，尽快来北京。 到了香山双清别墅，周总理把话挑明，新中国要组建公安机关，希望他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打仗立功看得见，公安多是冷板凳，他心里明白，不过担子既来，只能往肩上扛。同年七月，他正式走马上任，拿出的头一件事，就是提出组织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九月二日，中央军委第一三八号代电令发出，这支纵队正式成立。从那天到开国大典，也就二十多天，西郊一带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七名，发现嫌疑分子三十六名，搜出隐匿枪支二十三支、手榴弹十枚。 北京那阵子喜庆味很浓，暗地里的较量也不少。亚洲饭店那一回就是例子。一九四九年九月，后来改名为前门饭店的亚洲饭店里，住着不少政协委员和各界代表。 九月二十四日清晨，一个挑着菜筐的“农民”来到门口，说找后厨采购员王强。执勤卫兵认得王强，又翻了两筐菜，没有发现武器，就让人往里走。那人抬手擦汗时露出一截胳膊，又白又嫩，和整天在地里干活的庄稼人不搭界。卫兵觉得不对，把人叫回来带到值班室，几轮问下来，话越说越乱，这人索性企图服毒，被当场制住。 从身上搜出定时炸弹，身份也被查出来，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执行的是毛人凤下达的暗杀任务。毛人凤放过狠话，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结果先撞在这道岗上。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改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军委公安部撤销，新的公安部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四十九号挂牌。这座院子原本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现在换了牌子，院里进出的是新中国的公安干部。许多人刚从部队转业，心里有别扭，觉得当警察不如当军人体面。十一月五日，公安部成立大会上，他把自己的心路讲给大家听，最后压上一句，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话很硬，底下不少人心里的疙瘩就松开了些。 之后一段时间，公安部在各大城市对流窜盗匪和盘踞流氓恶霸进行清理。一九五零年底前后，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一年多时间抓获盗匪五千四百多人。他自己也没闲着，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都尽量跟在身边。每年“五一”和“十一”，别人盼的是节日，他盯的是路线、岗哨和证件，提前排好，反复核对，觉得能兜得住，才到中南海请毛主席出门。 人一辈子总要在某个地方露出破绽，他也一样。有一次，妻子郝治平要去新的单位工作，两人先约好时间地点，让他去接。等到那天，他满脑子都是主席安保，把这件事硬生生忘掉。郝治平在路口等不来人，只好自己搭顺路车去报到。 毛主席听说后笑他，说这个公安部部长连自家夫人都能“搞丢”。玩笑一句，说完又补了一句，看起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有他在，党中央的安全就有指望，自己才能睡好觉、吃好饭。 这些片段合在一起，等到他坐在手车上，坚持要“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看上去只是一句倔话，其实也是在替自己这些年的承诺做个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