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许世友突然接到毛主席密令：立刻出动两个师，必须将叛徒逮捕。出动两个师，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个叛徒到底是谁，为何让毛主席如此如临大敌？ 上海那家宾馆走廊灯有点暗，地毯踩下去软塌塌的，谁也不知道角落里盯着门口的几个人，背后其实站着两个师的兵力。 包房里桌子已经摆好，螃蟹蒸得通红，酒倒在杯子里晃一圈又放下，只等人来。 王维国拎着包迈进门的时候，只当是一顿普通的局。 前脚刚跨进去，身后那道门一合，一群人同时起身，动作干脆，把他按在椅子上。他涨红了脸，大声吼问：“凭什么抓我？你们是谁？”人群里走出肖永银，语气不紧不慢，就一句：“奉命请你回去交代问题。” 这一幕，从中南海那封密令开始铺开。 一九七一年，许世友在南京忙得脚不沾地，忽然接到毛主席的绝密指示，要他立刻进京。 这位老将军心里明白，北京要是没大事，毛主席不会亲自点名，他把文件一合，很快往首都赶。 进了中南海，话不算多。 毛主席把情况讲清楚，要他出动两个师，把叛徒和一伙人抓回来，还点出形势凶险，不许有失。许世友听完，脸色沉下来，知道这一次对上的，是自己人里“变了味”的那一批。 王维国走到这一步，外人只看到结局，前面那一段路其实不算差。 小时候在河北长大，家境不错，父母舍得花钱让他读书，希望儿子“跳出农门”。 侵略者压上来，他心里的那股劲冒了头，跟父母表明态度，想投身抗日救国，不想一辈子缩在安全角落。父母没有拦，把他送进革命队伍，让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接受组织训练。 那几年，他在队伍里吃苦、拉练、上政治课，很快成了骨干。 战场上立的功往上记，和平后在军队里的位置水涨船高，手上的权力也堆起来。 原本埋头干事的干部，慢慢学会打交道、搭圈子，在部队和地方结识一批又一批“有名人物”，说话抬头就能点出几张熟脸。有人看在眼里，低声嘀咕一句：“这人有点飘。” 时间过去，他做事的味道变了。王维国开始在各个地方安插自己的眼线，安排心腹打探消息，把不少单位搅得人心不安。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不再满足于执行命令，而是盘算着要在大局里扳手腕，甚至动起了和毛主席对着干的念头。 这种风向，中央不可能装作不知道。消息往上报，毛主席听完相关情况，心里有数，认定这不是一般的作风问题，而是有计划地另搞一套。 军队里究竟还有多少人已经站在他那边，一时也摸不清，只能先把头目摘出来，再顺藤摸瓜。 许世友从北京回到南京时，疲惫压着火气。 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会儿，烟灰缸里堆着烟头，等情绪稳下来，才把秘书肖永银叫进来，把中央交代的任务一条条说清楚。两个人一合计，觉得硬碰硬不合适，只能来软的。 肖永银出面，以有要事相商为由，先飞到上海找落脚点，再和当地的王洪文碰头。机场那头已经安排了人守着，只要王维国有离沪的动作，能第一时间拦住。 宾馆这一头，要挑位置、踩路线，谁在屋里、谁在门外，全都得摆好。 开始试探，用的是“重要文件”的话术。 王洪文打电话，装作有一份紧要材料，必须他本人来取。王维国那边并不糊涂，最近手下已经多次提醒，家门口附近常有陌生人晃悠，还朝屋里张望，他心里拴着一根弦，回了句“派人送来”，干脆不露面，这一招就黄了。 几个人又凑在一起琢磨。聊着聊着，有人记起王维国一看到好吃的，眼睛比谁都亮，索性顺着这根筋打主意。肖永银派人去买了几只大螃蟹，又让王洪文打电话，说刚买了几只新鲜海货，想请他一块尝尝。 这回钩子抛出去，动静不大。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阵，王维国权衡再三，觉得吃顿饭总不至于闹出什么风浪，收拾好东西就往外走。 他进宾馆时，只看到门庭若市，并不知道楼上每一个转角都有人盯着他的脚步。 人带回去之后，气氛冷下来。 专案组介入，材料一摞摞摆在面前，审讯一轮轮压上去。 负责的人把他在各地安插的线索一点点抠出来，对应着去排查，把那张网一点点拆开，结果用“一网打尽”四个字，对内下了结论。 组织上的处理也很重，文件上用了“行为恶劣”这样的词。最终的决定，是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把他从曾经立过功的队伍里彻底剥离出去。 对一个从青年时代就跟着队伍走的人来说，这一刀下去，等于把半辈子的履历掀翻。 一些老同志，事后提起这桩旧事，只叹一句可惜：如果他不动那点歪心思，老老实实在军队里干工作，以过去立下的功劳，前途不会差。 偏偏自己把路走窄了，让权力和利益蒙住了眼，落到被两个师围着抓的下场，这就不是命运开玩笑，而是要自己担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