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她的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那天的杭州街头，秋雨淅淅沥沥，常沙娜正从美术学院下课，抱着画板往家走。路边一个蹲在屋檐下的女人抬头看她，眼神迟缓，衣角磨得发白，脚上的布鞋裂了口。常沙娜愣了片刻，认出那是母亲陈芝秀。母女相见，没抱头痛哭，陈芝秀只低声说：“我过够了，也错了，可现在这样，也挺安稳。” 常书鸿是著名画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者，当年在法国留学时与陈芝秀相识，婚后育有一女一子。抗战爆发后，一家人辗转回到中国，常书鸿一心扑在敦煌的保护与研究上，常年在外，家务和子女教育几乎全压在陈芝秀身上。她原本也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喜欢音乐和绘画，可现实是柴米油盐、孩子哭闹、经济拮据，加上丈夫的忙碌，让她渐渐生出逃离的念头。 1945年，陈芝秀在重庆结识了常书鸿的下属，一个会说甜言蜜语的年轻助教。那人常来家里，帮她修画架、搬颜料，在她孤独的时候陪她聊天。她被这种短暂的温柔打动，没顾及丈夫的声誉，也没考虑两个孩子，决意离开。常书鸿得知后，整个人像被抽空，画作也停了许久，但他没公开指责，只默默承担抚养责任，把更多时间留给儿女。 陈芝秀随那人去了西北，没多久，对方本性暴露，嗜赌成性，把她的首饰和积蓄全输光，还动手打她。她逃回南方，在杭州嫁给一个普通工人，生下一个儿子。生活清苦，住的是工棚改的平房，丈夫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她在家缝补衣服、买菜做饭，偶尔在街道领些手工活补贴家用。曾经在巴黎学琴、在重庆画展上展露才华的她，渐渐被生活磨得没了光彩。 常沙娜与母亲重逢，没有责怪，只问她过得好不好。陈芝秀说：“我以前总想找人替我扛日子，可最后发现，能扛日子的，还是自己。你爸能养你，可养不了我的心。我走错路，可也尝过自己选的滋味，现在不怨了。”这番话，让常沙娜心里一酸，也明白了母亲当年的挣扎和局限。她没再追问私奔的细节，只说“妈，你保重，我以后每月寄钱给你”。 从那以后，常沙娜固定从自己的工资里分出一部分，寄到杭州。她知道，母亲不需要大富大贵，只是需要一点不被命运掐断的体面。陈芝秀收到汇款，会去邮局旁边的副食店，买点肉和鸡蛋，做一锅热汤，和工人丈夫、小儿子一起喝。她不再提过去，也不提常书鸿，只把那段动荡的岁月，像旧画一样收进箱底。 常书鸿后来在敦煌埋头工作，把对妻子的遗憾化作对壁画和文献的守护，他没再婚，把全部精力投入艺术与学术。常沙娜则继承了父母的天赋，成为中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在多个重要国事活动的设计中贡献智慧。母女之间，虽不常来往，但那份理解与接济，维系着一种超越恩怨的亲情。 陈芝秀的“下嫁”和“安稳”，是她为自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过去错误的一种偿还。常沙娜的寄钱，不是施舍，是承认母亲也是个有血有肉、会迷路但想活下去的人。这个故事，没有谁完全对，也没有谁完全错，只有生活在不同际遇里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寻找能安身立命的角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