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一名女子报警称被强奸，前去报警，因为已经下班，被保安拦截。女子激动下，拿起水果刀放在脖子上，威逼保安放行。民警赶到后，为了防止女子自残，用电击枪将女子制服。事后，女子将警方告上法庭，索赔30万精神损失费，法院判了。 两年前，时年34岁的女子赖某到当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遭到一名男子强奸。派出所依法受理后，对其陈述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但因现有证据不足，不符合刑事立案条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对于这一结果，赖某并不接受。 当天稍晚，赖某前往分局反映情况。到达分局后，在保安指引下前往信访室递交材料，但此时已超过正常工作时间，信访室关闭。赖某再次找到门岗保安，要求进入分局办公楼内继续反映问题。保安依据工作流程予以拒绝，并告知其可在工作时间再来。 矛盾在此时迅速升级。赖某情绪明显激动，从随身物品中取出一把水果刀，直接架在自己脖子上，要求保安放行。现场很快引起围观，保安见情况紧急，第一时间联系值班民警。 民警赶到现场时，正值下班高峰，分局门前已有不少群众聚集。为避免事态扩大，民警一方面疏散围观人员，一方面与赖某沟通，反复劝其将刀具放下，冷静处理问题。但赖某始终拒绝，情绪持续处于高度激动状态。 在多次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民警判断赖某存在明显自伤自残风险，同时也可能危及现场其他人员安全。随后，民警抓住时机，使用电击枪击打赖某背部，将其制服。控制完成后，民警立即将赖某送医，协助医生取出电针头，并由警方支付了相应医疗费用。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事后，赖某认为警方处置方式“过激”，认为即便自己情绪失控，民警也应采取其他方式处理，使用电击枪已经违法，导致其衣服、内衣、手表损坏，还造成精神问题，需要到精神科治疗。赖某遂将警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礼道歉，赔偿财产损失1万余元，并另行赔偿精神损失费30万元。 案件进入司法审查后，争议焦点非常集中：民警使用电击枪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必要、是否超过限度。 一审法院审理时，首先明确适用规范。《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7条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在遇到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秩序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行为，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警棍、电击枪等制服性警械。同时，该条例也强调，警械使用应当以制止违法行为为限度，行为一旦得到控制，应当立即停止。 结合本案具体情形，法院逐一分析。赖某在分局门前，用刀具架在自己颈部，以此威胁进入办公楼，其行为已经明显危及自身人身安全，也对现场公共秩序和他人人身安全构成现实危险。民警到场后并未立即使用警械，而是先行劝阻，在多次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才采取电击枪这一制服手段，符合“必要性”和“紧迫性”判断标准。 此外，法院注意到，民警在使用电击枪后，并未继续采取强制行为，而是第一时间送医救治，取出电针头，保障赖某身体安全，整个处置过程具有连续性和克制性，并未超出制止危险所必需的限度。 在损害后果方面，赖某主张的精神损害、精神科治疗费用，与警方使用电击枪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赖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主张权利的一方，应对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警方处置行为合法、适当，不构成侵权，依法驳回赖某全部诉讼请求。 赖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全面审查事实和证据后，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警方处置并无不当，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值得注意的是，案件并非仅止于民事诉讼。从治安管理角度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依法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甚至行政拘留。据公开信息，事发当日，分局保安亦报警确认相关情况，警方已就赖某扰乱单位秩序行为依法处理。 报警、申诉、上访，都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权利的行使不能以制造新的公共危险为代价。当个人情绪失控，行为已经对自身或他人构成现实风险时，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本身正是法律赋予的职责。 理性维权，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越过法律边界，往往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法律从不否认情绪，但它始终要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靠失控来换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