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地下党员林青和刘茂隆被捕，敌人准备杀了他们。行刑前，一个看守对两人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我只能救一个，救谁？” 咱先说说主角之一， 林青。这小伙子当年才24岁，是 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别看年纪轻，那可是个硬骨头。早前在《新黔日报》副刊《惊蛰》上，他就带着妇女会跟国民党的“新生活救国论”打过笔仗，把那帮反动文人怼得哑口无言，连反动派都对他恨之入骨，早就把他列进了“必杀名单”。 另一位主角， 刘茂隆，不到三十岁，是负责交通线的地下党员。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那个扔出“生死选择题”的看守—— 董亮清。 事情的导火索是 “七一九”事件。因为叛徒出卖，林青和刘茂隆先后被捕，关进了 息烽监狱。这地方，进去容易，想竖着出来，基本没戏。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环境：阴暗、潮湿，审讯室里的惨叫声就没停过。林青作为“要犯”，那是受尽了折磨。据刘茂隆后来回忆，每次林青被拖回牢房，全身上下都在流血，特别是头部受创严重，但他每次醒过来，还是那副硬骨头样，对着战友笑。这种笑，比哭还让人难受。 就在两人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狱警董亮清，其实是早在1929年就入党的“潜伏者”。因为上线牺牲，他像个断了线的风筝，在这个魔窟里独自潜伏了很久。当他确认抓进来的是林青和刘茂隆后，决定冒险救人。 行刑前的第三天夜里，董亮清借着查铺的机会，低声扔出了那句让刘茂隆记了一辈子的话： “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我只能救一个。” 监狱规定，死刑犯在凌晨五点可以单独由值夜狱警带去上厕所，这中间有一个极其短暂的时间差。董亮清手里虽然有暗门钥匙，但必须要配合走廊的灯号、口令。 带一个人走，已经是极限操作，一旦多带一个，时间稍微拖延几秒，或者动静稍微大一点，三个人的脑袋都得搬家。 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概率问题。 这时候，牢房里的空气估计都凝固了。 刘茂隆的第一反应是： 林青你走。 理由很充分：你是省工委书记，是一把手，你出去了能把打散的组织重新聚起来，你的价值比我大。 但在那个节骨眼上， 林青拒绝了。他的理由更现实，也更残酷。他对刘茂隆说： “我不行。我被捕时间长，敌人对我太熟悉，脸都被认熟了，出去也是个活靶子，反而容易连累其他同志。而且我伤太重，身体已经垮了。你不一样，你面孔生，身体还好，出去能跑得动，能把交通线接上。” 两人争执不下。这时候，时间不等人啊。董亮清在外面催了：“ 天亮前必须定下来！ ” 最后，林青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逼着刘茂隆执行。就在凌晨，牢门开了。董亮清带着刘茂隆往外走。 这一段，刘茂隆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得特别克制，但我读着都觉得心惊肉跳。他回头看了林青最后一眼。林青坐在墙角的草堆上，借着微弱的灯光，对着战友做了一个口型，那是四个字： “坚持到底。” 没有拥抱，没有痛哭流涕，就是这么无声的一别，成了永诀。 刘茂隆跟着董亮清，穿过那条幽长的走廊，利用暗门逃出了监狱。那一刻，外面的夜风吹在脸上，估计像刀割一样疼。他活了，但他的心，留了一半在那间牢房里。 咱们再说说留下来的林青。发现少了一个人，国民党反动派那是气急败坏。他们知道被耍了，立刻把怒火全撒在林青身上。 1935年9月11日，林青被押往 贵阳六广门 外的伤兵医院行刑。敌人为了羞辱他，或者说是为了震慑百姓，搞得动静很大。但林青呢？这小伙子硬是把刑场变成了讲台。他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 打倒国民党 ”。 最让人动容的一幕发生了：行刑的刽子手为了不让他喊口号，竟然 用刺刀直接捅进了他的嘴里，又狠狠插进他的胸口。 林青牺牲了，年仅 24岁。 逃出生天的刘茂隆，一路辗转，经桐梓、遵义，最后到了川陕根据地，终于跟上级接上了头。他把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包括林青牺牲的经过，详详细细地汇报了上去。 在后来的抗战岁月里，刘茂隆主要负责情报和交通工作。细心的战友发现，在他经手的很多电文和联络暗号里，经常出现一个组合： “LQ”。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各种代号，或者某个地点的缩写。只有刘茂隆自己心里清楚， LQ，就是林青。 他把战友的名字嵌进了工作中。每一次发送情报，每一次接通电台，每一次在文件上敲下这两个字母，他都是在告诉自己：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个人还活着，活在我的每一次呼吸里，活在我的每一次任务里。 建国后，刘茂隆长期在文化和外事部门工作，搞资料翻译。周围同事只觉得这老头低调、认真，甚至有点倔，没人知道他心里藏着这么大一件事。直到1982年，他觉得日子不多了，才决定把这一切写出来。 他说：“ 我不写，他就只剩下墓碑了。 ” 至于那位“潜伏者”董亮清，他的结局也很壮烈。 1937年，随着形势恶化，他的身份最终暴露，被捕后英勇牺牲。直到很多年后，经过有关部门的挖掘整理，他的名字才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