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杨勇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深秋，贵州军区司令部的办公桌上，一封脏得像从泥地里刨出来的信，压在无数寻亲信件的最底层，收信人是开国上将杨勇，寄信人的落款却让人脊背发凉“瓦工孔宪权”。   当这封信被拆开时，杨勇盯着那行歪歪扭扭的字，眼神瞬间凝固，信里没有索要赔偿，没有诉苦，只有一句卑微到尘埃里的请求：“还能不能给安排个活干？”   那一刻，杨勇脑海里的烈士名册被猛然翻开。那个名字，已经在上面躺了整整15年。   按照档案记录，孔宪权早在1935年的娄山关战役中就已经牺牲，一个被国家认定了15年的“死人”，怎么可能突然从坟墓里爬出来要工作？   杨勇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怀疑，他抓起电话拨通了遵义军分区，指令硬得像铁块：“派人去枫香镇，查一个叫孔宪权的瓦工，别惊动他，先验明正身。”   负责执行这次“验尸”任务的，是宣传干事小王。   当小王赶到枫香镇的工地时，那个自称孔宪权的男人正骑在人家的屋脊上修灶头，他51岁了，满身石灰，看上去和周围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   小王没有亮明身份，而是像闲聊一样，顺着梯子爬上去递了一根烟，随后抛出了那著名的“三把锁”，“老师傅，哪年当的兵？”孔宪权把烟别在耳朵上，头也没抬：“1928年。”   “哪个部队？”“红三军团十二团。”“团政委是谁？”这三个问题就是三道加密的军令，普通老百姓根本编不出来，孔宪权的回答滴水不漏，甚至连当年连长的口头禅都能随口接上。   口令对上了，但这还不够，在那个特务横行的年代，肉身才是唯一的通行证，在小王的要求下，孔宪权解开了衣扣，那一刻，现场的空气仿佛被抽干了。   这分明是一张活着的战报，左腿、肩膀、腹部，六个黑紫色的弹孔像死眼一样盯着人，位置与1935年娄山关战役的伤亡记录完全吻合。   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左腿，比右腿整整短了10厘米，那是当年被机枪扫射后，碎骨头渣子嵌在肉里，靠土郎中用草药硬生生接上的后果。   为了自证清白，孔宪权又带着小王来到屋后的老槐树下，挖出了一个生锈的铁皮盒子，盒盖打开，里面只有一枚锈迹斑斑的红星帽徽，一张1935年团部开具的路条，以及300块现大洋，这300块大洋，是当年部队留给他的抚恤金。   整整15年，他在枫香镇当泥瓦匠，日子穷得叮当响，甚至一度沦落到讨饭，但这笔巨款他分文未动。   小王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找组织，老人的理由朴素得让人心酸：“残废了，多一张嘴是给队伍添乱。”   直到1950年，看到新中国真的成立了，他才觉得即便是个残废，或许也能再为国家搬两块砖，这才鼓起勇气写了那封信。   证据确凿，杨勇拿着小王带回来的报告，眼眶发红，为了万无一失，他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湖南省委，接电话的是省委书记黄克诚——孔宪权当年的入党介绍人。   听到老部下的名字，黄克诚的声音都在颤抖：“那个打仗不要命的孔宪权？他还活着？赶紧恢复党籍军籍！”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证明信，连夜从湖南发往贵州。   5月初的阳光有些刺眼，当军分区的吉普车再次停在工地前，孔宪权正拿着瓦刀砌墙，工作人员把文件递给他：“老孔，别干了，杨司令让你归队。”   这个在黑神庙身中六弹都没掉一滴泪的硬汉，看着手里的纸，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他扔掉了那把跟了他15年的瓦刀，这一扔，结束了隐姓埋名的岁月。   归队后的孔宪权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拒绝了国家的供养，只要求一份“能干事”的工作，组织上安排他出任遵义县七区副区长，在土改最较劲的时候，他拖着那条残腿，一个月跑遍了全区的田埂地头，硬是把最难啃的田亩复查工作完成了80%。   1951年，组织上派他去筹备遵义会议纪念馆，从战场的破坏者到历史的保存者，孔宪权拿出了当年带突击队的劲头。   为了找回散落在民间的文物，他把贵州及周边44个县像筛沙子一样筛了一遍，很难想象，一个腿脚残疾的老人，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是如何跑遍这些山路的。   整整十个月，他找回了1200多件文物，今天我们在遵义会议会址看到的那些桌椅板凳、那一盏盏油灯，每一件背后都有孔宪权颠簸的足迹。   1952年纪念馆落成，他顺理成章地成了首任馆长，在后来的三十多年里，游客们常常能看到一个跛脚的老人，在展厅里慢慢地走，慢慢地擦拭那些旧物。   1988年，孔宪权在遵义去世，他前半生用血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牺牲者”名单，后半生又用汗水，亲手把这个名字从烈士墙上取下来，砌进了新中国的基石里。   来源：中国 军网《老红军孔宪权：失联15年的娄山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