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1年，电力部一些老同志联名向中央反映，对李鹏出任部长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位52岁的水电专家资历尚浅，难以服众。   1981年的那个冬天，北京的夜晚并不明亮，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首都，晚高峰时段竟然存在200万千瓦的巨大电力缺口。   往南看，上海的工业心脏因为电力匮乏而不得不实行“三停三开”，普通市民家里摇曳的蜡烛，映照出的是一个刚准备起跑却被卡住脖子的经济体，此时，全国的电力装机容量仅仅只有6300万千瓦。   就在这万家灯火飘摇不定的时刻，一封字迹工整的手写联名信摆上了中南海的案头，写信的是电力部几位资历深厚的老同志，矛头直指即将接班的新部长人选——52岁的李鹏。   信里的逻辑很硬：这位副部长的跨度太大，资历太浅，部里老资格那么多，恐怕难以服众，建议是：先在副职上多练几年。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一场“数据”与“资历”的近身肉搏，时任部长刘澜波没有在这个节骨眼上退缩，早在1980年底，他就私下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某种必需的特质，面对质疑，刘澜波拿着两卷档案走进了陈云的办公室。   第一卷档案是冰冷的现实：老旧机组效率低下，投资缺口触目惊心，急需懂技术的“内行”来破局，第二卷则是李鹏的“硬核”履历：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成绩单，到丰满大坝加固时的现场记录，再到唐山大地震后的抢修表现。   刘澜波的态度很明确：非常时期，得用非常之人。   最终的定音锤是在1981年7月2日敲响的，在怀仁堂召开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并没有纠缠于具体的部门利益，而是直接点了李鹏的名，将其作为“干部年轻化”路线的孤本案例推向台前，而在那之前的3月2日，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任命。   在那场打破沉默的任命会上，王林、李代耕、李锐等人的发言，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共识：必须撕开“论资排辈”的口子，坐在部长的位置上，考验才刚刚开始，李鹏必须证明这种“破格”是值得的。   他没有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画图，而是带着司局长们一头扎进了广东佛山一家停产的纺织厂，那里没有鲜花掌声，只有女工们焦虑的眼神——因为缺电，机器转不动，出口订单完不成，全家人的生计都悬在半空。   这种在一线感受到的刺痛感，直接催生了后来改变中国电力版图的“集资办电”政策，那个年代，国家财政拿不出钱怎么办？李鹏给出的方案是“谁用电谁出钱”、“贷款修厂、收费还贷”。   这个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商业逻辑，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体制突围，到了1987年，深圳沙角B电厂作为首批引进外资的项目投产，珠三角的电荒终于撕开了一道口子。   工程师治国的特点，就是让数据凌驾于行政命令之上，在葛洲坝的调度会议上，面对防洪与发电的矛盾，李鹏没有拍脑门，而是摊开流量数据，建立了“水火电联合调度机制”。   这种用数据说话的作风，甚至在他1991年担任总理指挥华东水灾救援时依然如故——他能坐镇军用通讯车，随口报出关键变电站的技术参数，这种专业度让能源部的老兵们都不得不服。   这种硬气并非朝夕养成，早在1959年，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拆解发电设备去炼土钢，1974年遭遇惨烈车祸，他在病床上自制特殊沙发坚持复健，甚至在病痛中还在研究电力技术，这种近乎执拗的“轴”劲儿，恰恰是1981年那个转型路口最稀缺的资源。   当年他在京郊高井电厂调研时，一位老师傅曾对他说：“懂行的领导才能带大家把日子过好。”这句话，或许比任何红头文件都更有分量，回头看去，中国电力装机容量已经从当年的6300万千瓦飙升至超过20亿千瓦。   更有意思的是结局，那些曾经忧心忡忡、联名写信的老同志，后来大多成了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当灯火通明的城市取代了摇曳的蜡烛，他们终于释然：那个被选中的年轻人，确实用几十年时间，把那封质疑信里的问号，一步步拉直成了惊叹号。  信源：能源中国电力报人深情缅怀李鹏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