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美军士兵威尔克斯无所事事，他走进战俘营，叫出一个看着很不顺眼的矮挫日本战俘来，打算溜溜他开心一下，他命令小鬼子将一麻袋重物扛上肩，在过道上连续地跑过去又跑回来。而威尔克斯则嘴角叼着雪茄，两手插在裤兜里，面带微笑着倚墙而立，欣赏着罗圈腿的日本战俘满脸流汗、气喘吁吁地不停歇奔跑的情景，心里很是痛快。 这个战俘叫山本健一，原本是日本关东军第39师团的一名步兵，身高不到一米六，在部队里因为腿形和身形总被同僚取笑，可真到了战场，他下手却一点不含糊。 1944年秋天，山本随部队在中国东北与苏军交战，被俘时他正缩在战壕里，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压缩饼干。进了战俘营，他没少挨其他战俘的挤兑，连看守的士兵也常拿他寻开心，可他从来不吭声，只是低着头干活，像一头被驯服的老牛。 威尔克斯选他，其实没啥特别的理由，就是看他顺眼——或者说，不顺眼。那天下午，战俘营的广播里放着美国爵士乐，威尔克斯刚领了当月的津贴，买了包好彩烟，抽了两口觉得腻，就晃悠到战俘营的操场。 远远看见山本蹲在墙角修鞋，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那双罗圈得明显的腿，他忽然想起昨天听说的，这小子在战场上曾用刺刀捅死过一个受伤的苏联士兵。威尔克斯当时就火了，可战俘营有规定，不能随便体罚，他就想了个“法子”出气。 “喂，你，过来！”威尔克斯用脚尖踢了踢山本的鞋，山本抬头，眼神里没什么光，慢慢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威尔克斯指了指墙角的麻袋，里面装的是沙子和碎砖，足有五十斤重：“扛起来，从这头跑到那头，再跑回来，少一次我就抽你一鞭子。”山本没说话，弯腰扛起麻袋，刚走两步，麻袋就压得他腰弯成了一张弓，可他还是迈开了腿，一步一挪地往过道另一头走。 第一趟下来，山本的额头上就冒了汗，呼吸变得粗重，可威尔克斯没停，挥挥手让他继续。第二趟，山本的腿开始打颤，麻袋在肩上晃来晃去，他不得不咬着牙稳住重心。 第三趟，他跑得慢了，每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可威尔克斯的雪茄烟一直没灭，眼睛像鹰一样盯着他，嘴里还哼着歌。旁边几个战俘缩在角落里，有的低头抠手指，有的偷偷瞟着，没人敢吭声——在战俘营，弱肉强食是铁律，今天被整的是山本，明天说不定就轮到自己。 山本跑了十趟，终于撑不住了，麻袋“咚”地一声掉在地上，他扶着墙大口喘气，喉咙里发出破风箱一样的声音，汗水顺着下巴滴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威尔克斯走过去，用烟头戳了戳山本的肩膀，山本缩了一下，没躲。 威尔克斯笑了：“这才像话，小鬼子的腿就是软，打仗的时候怎么不软？”山本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像砂纸：“长官，我……我跑不动了。”威尔克斯啐了一口，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跑不动？你们当初打我们的时候，怎么没说累？” 其实，山本心里清楚，威尔克斯的火不只是因为那个被捅死的苏联士兵。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山本所在的师团被派往东南亚，他亲眼见过战友烧杀抢掠，也见过平民被活活打死。他没参与那些事，可他没阻止，甚至帮着搬过抢来的粮食。进了战俘营，他每晚都做噩梦，梦见那些被他害死的人站在他床前，可他不敢说，说了只会招来更狠的打。 这场“游戏”持续了不到半小时，可山本却像脱了一层皮。他扶着墙慢慢走回宿舍，路上遇到同铺的战俘，对方递给他一杯水，他接过来，手还在抖。同铺的战俘小声说：“忍忍吧，熬到回家就好了。”山本没接话，只是看着窗外的天空，天色已经暗了，几颗星星挂在天上，像极了他家乡的夜空。他想起母亲做的味噌汤，想起妹妹扎的羊角辫，可这些回忆，在他脑子里越来越模糊，像被水浸过的画。 后来，山本被遣返回日本，可他没回老家，而是在东京找了份清洁工的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家，话越来越少，连邻居都以为他是个哑巴。1950年冬天，山本在打扫街道时，突然倒在地上，再也没醒过来。医生说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精神压力太大，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根压垮他的稻草，不是麻袋，是1945年那个下午，威尔克斯嘴里的雪茄烟味。 威尔克斯呢？他在1946年就退伍回了美国，娶了个农场主的女儿，生了三个孩子，过着平静的日子。偶尔和朋友聚会，他会提起战俘营的事，笑着说：“那些小鬼子，就该治治。”可他从没说过，那天看着山本奔跑时，他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好像看到了自己当年在新兵训练营里被老兵欺负时的样子。不过那感觉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胜利的快感淹没了。 这场看似随意的惩罚，藏着战争中人性的扭曲。胜利者的狂欢里，藏着对被征服者的轻蔑；而被征服者的沉默里，藏着对战争的恐惧和对人性的麻木。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胜负，它会把所有参与者都拖进泥潭，不管是挥鞭子的，还是扛麻袋的，最终都会被泥潭吞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