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组织派人找到浦安修，向她移交了补发给彭德怀元帅的48000元工资稿费这及一些私人物品，浦安修有些犹豫是否接受，来人告诉浦安修：“您和彭总的离婚申请组织上没有批准，您还是彭总的夫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8年，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份特殊文件找到浦安修，文件上写明，国家将补发彭德怀元帅生前被停发的工资、稿费和抚恤金，总计48000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普通工人几十年的收入。   浦安修看着这份通知，心情复杂，她和彭德怀已经分开十六年，虽然1962年提出过分开，但组织一直没有批准，从法律意义上说，她依然是彭德怀的合法妻子，这个身份在此刻被重新确认，让她既意外又感慨。   两人相识于延安的战火岁月，那时浦安修20岁，在陕北公学从事妇女工作，彭德怀比她大20岁，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陈赓看他一直单身，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赛让两人认识，婚后生活简朴，住在窑洞里，聚少离多是常态。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忙于军务，浦安修在教育系统工作，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他奔赴前线，夫妻两地分居，1952年浦安修随慰问团去朝鲜看他，他坚持原则不搞特殊，她很快就回来了，这样的日子持续多年，各自为国家奔忙。   1959年庐山会议成为转折点，彭德怀因直言失去职务，浦安修也承受巨大压力，她的信件被检查，同事态度疏远，工作环境变得艰难，1962年她提出分开，但申请只是内部记录，没走正式程序，此后两人再未见面，这一别就是十二年。   1974年11月，彭德怀因病去世，浦安修接到通知时正准备动身，突然高烧不退，单位党委决定她不去探望，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没能见上最后一面，那段时间她埋头工作，把所有情绪都压在心底，不愿被人多问。   四年后，时代发生变化，中央为彭德怀恢复名誉，推翻了之前的结论，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有关部门开始清理遗留问题，核算他十九年来被停发的各项款项，按照元帅级别，每月工资三百多元，加上稿费和抚恤金，总数达到48000元。   组织派人上门移交这笔钱和彭德怀的遗物，箱子里装着旧衣物、手稿和笔记本，每件物品都编了号，工作人员让她签字确认，程序严格正式，浦安修接过这些东西，没有流泪，只是静静看着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物品。   她没有马上动用这笔钱，而是仔细考虑如何分配，首先是还债，彭德怀生前向几位老战友借过钱看病，她逐一查清欠款，到银行办理转账，把每笔账都结清，这是她认为必须先做的事，不能让老人带着亏欠离开。   接着她拿出两万多元，分给彭德怀的八位侄子侄女，这些亲戚大多生活在农村或工厂，日子过得紧巴，她给每人寄去两三千元，附信说明钱的来源，让他们安心收下，这是替彭德怀尽一份家族责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作为党员，她从剩余款项中上交了几千元党费，虽然已经分开多年，但她觉得这是应尽的义务，填好表格后，她亲自去交，不让别人代劳，这是她少有的坚持，体现了对组织的尊重和对原则的坚守。   彭德怀生前的秘书、司机、警卫员也得到了资助，这些人跟随他多年，退休后生活清苦，浦安修给每人几百到一千元不等，帮他们渡过难关，她选在茶馆见面，把红包递过去，那些老人眼眶都湿了。   最后几千元，她捐给了研究彭德怀事迹的小组，那时小组经费紧张，常为开支发愁，她邮寄支票时附上清单，说明用途是印资料和招待费用，这笔钱虽然不多，但让研究工作得以继续，为保存历史资料出了力。   处理完这些，浦安修自己一分钱都没留，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只是淡淡说这是彭德怀的遗产，应该用在该用的地方，她的生活一如既往简朴，穿布衣住旧房，从不以元帅夫人自居，低调得让人几乎忘记她的身份。   信息来源：（中国日报网——为“幸存者”黄克诚作传：九上九下而未悔；党史博采——浦安修向组织提出和彭老总离婚，邓小平：离婚不离婚是家务事，我们不管；金融时报——一张彭德怀元帅的存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