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0岁蒋红英与小超市店主唠嗑,得知店主爷爷当红军经历时,心里咯噔一下,当看到店主爷爷照片时,顿时泪流满面:“这是我的丈夫呀!” 这一嗓子,把赵桂英给喊懵了。 把时钟拨回到1928年。那时候的世道,乱得像锅粥。蒋红英命苦,父亲在上海搞工人运动被杀害,母亲带着她一路逃难到了大别山新县。那年她才11岁,饭都吃不饱,却有一股子倔劲儿,硬是加入了红军队伍。 在队伍里,她遇到了16岁的赵基生。 那时候的红军队伍里,像他们这种“红小鬼”不少。赵基生比她大几岁,识文断字,被徐向前元帅留在身边当通讯员。蒋红英呢,人小鬼大,机灵得很,也是做宣传和情报工作的。 组织上为了方便他俩送情报,经常让他俩假扮成“小夫妻”。你想啊,那年月兵荒马乱的,两个半大的孩子,扮成回门的小两口,敌人不容易起疑心。这一来二去的,革命友谊就升华成了真挚的爱情。 1932年,这事儿还是徐向前元帅亲自批准的。就在湖北随州的军营里,没有婚纱,没有酒席,甚至连床像样的被褥都没有,20岁的赵基生和15岁的蒋红英,结成了真正的革命夫妻。 那段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是甜的。可惜,好景不长。 那时候蒋介石搞“围剿”,仗打得惨烈至极。赵基生因为作战勇猛,升得快,很快就当了团长。但在蕲春战役里,他受了重伤,肠子都快流出来了,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他只能含泪选择离队,回老家养伤。 而蒋红英呢?她的遭遇更让人心疼。 赵基生前脚刚走,蒋红英在一次送情报的路上就被敌人给堵住了。这姑娘也是个烈性子,眼看情报送不出去了,她一口就把写着机密的文件给吞进了肚子里! 敌人恼羞成怒,那刺刀是真往死里捅啊。蒋红英倒在血泊里,昏死了过去。敌人以为她死了,踢了两脚就走了。 命不该绝,老乡把她救了回来。可等她醒来,天都塌了——部队转移了,丈夫不知去向,自己身体垮了,连家也没了。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残酷的地方: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 之后的几年,蒋红英就像个孤魂野鬼一样,一边拖着病体照顾母亲,一边四处打听部队和丈夫的消息。她从大别山走到汉口,又回到浙江老家,鞋磨破了多少双,眼泪流了多少缸,谁也不知道。 所有的消息都指向一个结果:赵基生可能牺牲了。 母亲临终前,实在不忍心看女儿这么苦守下去,逼着她改嫁。为了让母亲闭眼,也为了在这个乱世活下去,蒋红英嫁给了大她十岁的浙江老乡张聚缘。 张聚缘是个老实人,对蒋红英很好,两人相敬如宾过了一辈子。1952年,一家人搬到了郑州。蒋红英当了保姆,把那段红色的过往,深深地埋进了心底。她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那个叫赵基生的名字,只能带进棺材里了。 可命运啊,它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另一边的赵基生呢?他也活着。伤好之后,他也找过蒋红英,也是音讯全无。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找一个人比登天还难。加上家里父母逼得紧,又是战乱年代需要传宗接代,他后来也在老家娶妻生子,过完了大半生。 直到1987年,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通过孙女这根线,奇迹般地连上了。 当赵桂英把这事写信告诉爷爷时,远在新县的赵基生手都在抖。他没想到,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小英子”,竟然还活在世上! 没过多久,两位老人在新县见面了。 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四目相对,两鬓斑白,中间隔着的是整整53年的光阴,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思念与无奈。 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两人就那么握着手,眼泪默默地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此时,蒋红英的老伴张聚缘已经去世两年,赵基生的老伴也走了多年。双方的子女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商量:这缘分是老天爷给的,必须得续上! 1994年3月25日,这是个大喜的日子。 新县的父老乡亲们都轰动了。民政局特意给办了手续,政府还安排了一辆那个年代极少见的奥迪车当婚车。82岁的赵基生,牵着77岁蒋红英的手,重新领了结婚证。 两位老人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得像当年的那对“红小鬼”。 但这事儿还没完,还有一个心结没解开。 因为当年失散得太仓促,蒋红英一直没有身份证明。她当过红军,流过血,受过重伤,但这几十年来,她只是个普通的“五保户”老太太。 这事儿一传开,当年还健在的老战友们纷纷站出来作证。1994年10月,政府正式给蒋红英颁发了“红军失散人员证明”。 这一刻,她不仅找回了丈夫,也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和身份。 蒋红英老人是不幸的,她吃了太多苦;但她又是最幸运的,因为在生命的黄昏,她终于等到了那个可以让她安心闭上眼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