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只为三件事生过气，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其中一件，就是为人民受苦生气。1965年，他就为这事儿发了一场大火，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大火。   那天是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来做汇报。   一开始，气氛还算正常，钱信忠汇报的，全是城里医疗工作取得的各种成就。   可毛泽东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他突然打断汇报，问了一个直击要害的问题：   “你跟我说说，我们国家有多少卫生技术人员？”   钱信忠回答：“140多万。”   “那这里头，有多少是真正为农村服务的？”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钱信忠问住了，他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实话：   全国140多万医务人员，高级的都挤在大城市，真正在农村的，连10%都不到。   更要命的是，每年的医疗经费，城市占了75%，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分到可怜的25%。   听到这个数字，毛泽东再也坐不住了，他猛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道：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越说越激动：“告诉你们，我们国家是给这些有钱人服务的？广大的农民怎么办，只能等死吗？”   这场突如其来的怒火，把在场的人都吓得不轻。   那么问题来了，毛泽东为何会发这么大的火？仅仅是因为几个冰冷的数字吗？   实际上，事情远没这么简单。这背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医疗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那时候的农村，看病有多难？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人均寿命才35岁。   一个感冒发烧，就可能要了一个壮劳力的命。   农民生了病，要么靠自己硬扛，要么就去找土郎中、跳大神的，大病基本上就是在家等死。   这不是夸张，是当时几亿农民活生生的现实。   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比谁都清楚。早在1928年井冈山时期，他就知道，“红军医院”是根据地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   发完火，他紧接着就给出了方向，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的核心内容就两条：第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第二，培养“农村养得起的医生”，他说，高小毕业生学个三年医学就行，关键是要在实践里学。   指示是下达了，可怎么落地呢？谁也没想到，破局的关键，居然出现在上海的一个小公社。   就在毛泽东发火后不久，1965年夏天，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办了个医学速成培训班。   这个班学制很短，就4个月，教的都是些常见病的防治和中医常识。有个叫王桂珍的年轻姑娘，是第一批学员。   王桂珍学成后，没有坐在卫生室里等病人上门，而是主动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田间地头地给人看病。   农忙的时候，她就下地干活，跟农民没什么两样。   农民们觉得她特别亲切，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赤脚医生”，意思就是不脱离劳动的医生。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个卫生员吗？   其实，这里头有个关键人物，叫黄钰祥。他是苏州医专毕业的正规医生，是培训班的老师。   他深知农村的穷，所以他教的，都是些低成本的法子，核心就是“一根针、一把草”。   一根针，就是针灸；一把草，就是中草药。   王桂珍为了让农民相信针灸，每次给别人扎针前，都先在自己身上试。   她还带着大家自己开辟药圃，建了个“土药房”，种了一百多种草药。   这种模式，一下子就在当地传开了。   到了1968年，上海的《文汇报》专门发了篇调查报告，题目就叫《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这篇文章后来被《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转载。   毛泽东看到后，大笔一挥，批了六个字：“赤脚医生就是好。”   这六个字，就像一道圣旨，赤脚医生模式迅速在全国铺开。   到1977年，全国的赤脚医生数量超过了150万，85%的生产大队都有了自己的卫生室。   可问题又来了，医生是有了，药费怎么办？农民还是穷，看不起病怎么办？   这时候，另一个天才的发明出现了，叫“合作医疗”。这事儿得从湖北长阳县说起。   1966年，乐园公社有个叫覃祥官的医生，搞了个试点。   他提出，每个农民每年交一块钱，集体再补助五毛，凑成一个医疗基金。   之后，社员看病，只收5分钱的挂号费，拿药全免费。   为了省钱，他们搞了个“三土四自”的原则。   啥叫“三土”？就是土医、土药、土法。   啥叫“四自”？就是中草药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这个法子，彻底解决了农民看病的后顾之忧。很快，赤脚医生加上合作医疗，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农村的医疗保障网。   县里有人民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室。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重病才转到县医院。   这套三级医疗网络，让几亿中国农民第一次实现了“看得起病、有人看病”。